今年下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企业家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反复强调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地位，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近代以来人类文明进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主要得益于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和工程技术的不断进步，得益于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先进生产力，得益于近代启蒙运动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解放。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原始到现代的进化历程，就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
对于要在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中国人民而言，科技创新变得尤为重要。反思自近代以来，人类科技不断探索和进步。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的蒸汽机，到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白炽灯，再到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的电子计算机，世界上主要国家的一直在不断地争先恐后力争上游。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实力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是创新力的博弈. 进入新世纪后,创新力在国家实力中的作用进一步突显,成为国家发展的源动力、综合国力的核心、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中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灿烂的文明，但却在“天朝上国”的迷思中不思进取，这既有统治者的因素，也有经济、政治体制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许多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个问题有很多种答案，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去看，那么便是古代科技，其主要在于“技”，而非理论层面的探讨和严密的逻辑体系。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 阿瑟在他的著作《技术的本质》认为，技术的创新是对于原有的技术的不同组合，那么，如果技术是有限的，那么有实际作用的技术的组合也是有限的。中国古代的技术失去了理论这个源头之水，自然日渐枯竭。
在当代的科技发展中，中国古代科技所缺少的理论，可以等同于如今基础学科研究的缺失。曾经我们也认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直到几年来的中美贸易战打响，在关键技术领域遭遇卡脖子，我们才意识到基础学科研究对于科技创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之问与李约瑟之问一脉相承。我们的科技人员过分注重于技术的变现，和论文数量，不甘心坐冷板凳。2018年中国基础研究费用在全年总研发支出中仅占5%，这还是过去10年最高的比例，而同期美国是17%，日本是12%。
因此，我们需要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在基础科学上加大投入，给科研人员给予良好的待遇，华为的顶尖人才百万年薪不应该只是昙花一现，而更应该成为企业和科研院所的的学习对象。学习国外的人才培养先进经验。总之，尊重科学、重视科学、投入科学，才能保持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只有在基础投入、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上不断修炼内功，我们才有希望不再被关键技术“卡脖子”，实现科技强国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