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场讨论男女不平等总是围绕着那几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工资不平等、产假、带薪休假。这些当然很重要，如果能解决的话，自然会大大帮到女性。但更难的是发现加剧职场男女不平等的“emotional labor”（情绪劳动）。
当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如今的工作不同于过去的工作的一点——就是很多工作的产出是无形的。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在她的重要作品《The Managed Heart》中讲述了从生产经济到服务经济的转变是如何影响情绪的物化的。Hochschild认为，在服务业工作的人不生产有形产品，他们要提供“好的服务”。每家公司都对“好的服务”有自己的定义，这就是要员工创造并出卖自己的情绪。这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既然公司要求员工为了工资要表现得开心、友善，那谁才真正“拥有”情绪呢？
Hochschild重点研究了航空公司的工作。她记录了空乘们是如何将某种情绪售卖给乘客的。他们不仅仅要提供吃的喝的，还要确保乘客感受到关爱和安全。他们被要求表现出对乘客的极大尊重，并压下对无理乘客的怒火和厌烦。其他职业也会“规定”一些情绪：收账公司鼓励员工表现出好斗的一面，这样就能吓到一些欠债的人赶紧还钱。
别小看这些各异的情绪“规定”，因为ta们强化了男女不平等的观念。正如Hochschild指出的，女性被要求表现出传统的、女性化的情绪深化了某些职业就是“女性职业”的观念。因此，空乘常常被看作天然的“女性职业”，而飞行员或空管人员则不被看成“女性职业”。
航空公司的情绪劳动对少数族群的员工也有负面影响。另一位社会学家Louwanda Evans对黑人飞行员和空乘进行了研究，发现他们常常要面对乘客和同事的种族言论，压力山大。比如，曾有一个白人女性乘客跑去对黑人机长说，她很害怕乘坐他开的飞机，因为她看过黑人明星Snoop Dogg主演的电影《Soul Plane》，总觉得黑人飞行员都像电影里吸大麻的饶舌歌手。
情绪劳动当然不局限在航空公司。明尼苏达大学的社会学家Jennifer Pierce发现，法律行业对女性情绪劳动的期待几乎存在于每个行业。通常来讲，男性律师被希望也被允许盛气凌人，但女性律师如果这么做的话就会遭受“惩罚”。同时，女性法务助理常常被希望去关心男性律师，而大家对男性法务助理则没有这个期待。因此，即使女性已经在传统意义上的“男性职位”上了，人们对女性的情绪期待也加重了女性的工作难度。
重申一遍，工作中的这个隐性元素虽然很难注意到，但一点也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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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 The Atlant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