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的一个周末，我去岳麓书院听了一个关于美国汉学家薛爱华生平及研究方法介绍的讲座，之后又看了一些关于薛爱华的介绍资料，翻看了一下他的著作《撒马尔罕的金桃》，不由得佩服起了这位先生。而在了解先生的生平和治学方法的过程中，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首先，薛爱华是一个兴趣广泛、学术背景极其丰富的学者。他最初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主修物理学和哲学，继而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师从著名人类学家克鲁伯和罗维学习人类学。再之后，在夏威夷大学深造的过程中，他又对中文产生强烈兴趣，跟着赵元任和陈受颐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文。硕士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攻取博士学位，再之后又在卜弼德先生的指导下，继续汉学的研究。不仅如此，他还在语言学习方面用功极多，除了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语外，他还对古埃及语、拉丁文、希腊文等古今语言有所研究。为了更好地了解唐诗的韵味，他还学习了中古音韵学，并且在之后教学中要求他的学生都要学一门音韵学的课程。而他对博物学也是十分感兴趣的。听他的夫人回忆，在薛爱华去世前不久，他们还去中美洲的森林采集过昆虫的标本。正是由于这样极其广泛的兴趣和学术背景，他能从很多新的视角来研究中国文化，并且探究出非常有趣的学问。比如他对唐朝的考察，不是从长安洛阳等中心地带来探究，而是着眼了当时唐朝的边境地区，如后来五代十国的南汉，即今天的两广地区。他还从唐人对飞禽走兽、日月星空描绘的作品中，挖掘出深层次的文化意义。这些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是让我们感到惊讶和佩服的，同时也让我们意识到做学问不止需要单一某方面的精通，而是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扩大研究的视角，发现前人所未窥见的东西。记得岳麓书院的一个老师曾说过，在本科阶段就要去“浪费时间”，多读些专业外的书籍，文史哲都有涉猎，黑格尔康德海顿都去接触，这之后当你再继续史学研究时，你就会发现自己常常能独辟蹊径，有所开创。
记得薛爱华的弟子柏夷谈到，当时薛老师在大学里要求他们做史书的笺注。而这种学术的训练方法，卜弼德也曾拿来训练过薛爱华。这种笺注的方法对于我们中国的学生来说都是困难的，因为它要求把一部史书里出现过的典故和词汇出处都考证一番，把在其他书中提到过的相关的解释进行一番汇总。这有点近似于清末钱嘉学派的做法，即从小学入手，全面解决史书的字义问题，使对史书的研究成果变得更为可信。一想到这里，我便有些惭愧。平日的文选课，伍老师也会给我们布置一些文言文点校的作业，我都没有很认真的对待，以至于对古文的阅读能力没有多少提高，最后可能还不如一些西方的学生。这是必须引以为戒的，我在今后的学习中，也要借鉴这种笺注的训练方法，重视起史学基本功的培养。西方的学生既然都引入了中国传统的古文训练方法，作为国人，我们又怎能对这些先贤留下的宝贵文化财富视而不见呢？
薛爱华关于中国诗词的翻译方法也是值得我们称赞和学习的。他每翻译一首中国诗词，就把要翻译的诗词抄在一张纸上，然后贴在洗手间的镜子旁，每次洗漱时就看上几遍，一边沉吟，一边玩味，一定要捕捉到诗词最原初的美感。比如他对杜甫诗句“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的翻译，就不像一般的译者那样，把诗句简单理解成倒装的形式，即“泥融燕子飞，沙暖鸳鸯睡”。他理解到了杜甫当时可能考虑到的一种特美的境味，即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泥雪消融，使得燕子忙碌地去衔泥筑巢，而沙堆的温暖则促使了鸳鸯的做窝栖息。所以在把诗句翻译成英文时，他把不及物的“飞”和“睡”处理成了对应的及物性动词。有时，他为了在翻译中完全呈现出中华文化原来的美感和意味，不惜用一些偏僻的词汇。比如他把华清宫翻成“Floriate Clear Palace”,把刺史翻成“Inciting Notary”。为了让非中国母语的读者真正理解中国文化中“银河”的含义，他不采用一般的译法“The Milky Way”，因为在西方文化中，“The Milky Way”是一条连通的道路，这样就无法理解牛郎和织女的鹊桥相会了，对此他选择翻成“The Sky River”，来传达这一特殊文化含义。想到这里，不觉有些惭愧。一个西方的老先生，为了心中那份对中华文化的赤诚和热爱，常常是费尽心血去翻译中国的诗歌与文化，他不苟且，不将就，只为把中华文化的神韵和精髓传达给西方的读者。这种治学的态度非常感动我，让我明白当你在阅读一本古书，或者研究一份历史文献时，你必须极度认真地对待，并且也有责任和义务把里边的精髓挖掘出来。
除此之外，薛爱华对于学术所抱有的态度也是对我启示很大的。他曾自己编了一本《薛爱华汉学论文集》，其中有三十八篇论文都是没有发表的。这不是说他的论文写的不好，没有学术杂志愿意登刊。恰恰相反，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发几份给自己的同行讨论交流就行了，没必要发表在学术杂志上，让一些外行人评头论足，这里可以看出他的不慕名利。可以说，他从事学术，完全就是出于一种兴趣的考虑，从来就没有想过多发表几篇论文来混个更好的职称，因为他不需要，他所要做的只是凭着自己广泛的兴趣，做出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学问。我想也的确应当如此，因为我们如要做学问，本就应抱着一种非功利的心态。那就是我们出于一种对文化的兴趣，渴望对古圣先贤创造出的文化进行一种有意义的挖掘，希望能在学术之林上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那就已然足矣。却不是通过做学术的手段，混得更好的地位，那不过是本末倒置罢了。
总之，薛爱华的事例让我明白，除了中国，国外也有一批对中华文化进行着努力研究的学者。我们不能闭门造车，而应该对中外的研究都有所了解，用程章灿先生的话说，就是“做中国学问，无问西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