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攻》写在1934年8月，东北三省失守，华北告急，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利益各怀鬼胎，尊孔祭圣的反革命政治活动。打得中国人错愕不及的九一八，闯进中国国界疯狂掠夺的日本侵略者，愈演愈烈、翻天覆地的日本侵华战争，名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中国面孔卖国求荣，一眨眼当时的中国人就被挟持着，塞到定时炸弹云集的时代风口了。风雨飘摇的民族命运，千年蓄积的文化宝藏，眼看就要毁在这些“活跃”的“外交家”的卖国下，鲁迅先生不敢不说、不愿不说、不能不说，唤回学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墨子的魂灵，赞颂民族品格并呼唤中国人挺直脊梁，更恨倒戈者分不清黑白明浊，控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罪恶无耻，。
鲁迅先生选取了墨子止楚攻宋的历史故事为桥段，写墨子为了“于民有利”，宣扬兼爱非攻，长途跋涉至楚国，同楚王、公输般及公孙高辩论，劝下楚国攻宋之策的故事。公孙高拜访，引出墨子抱守的非战思想，阿廉、耕柱子连接墨子去楚国的原因，一路上，墨子看到了宋国的落败凋零，止于口舌、囿于空想的曹公子，再嘱咐学生管黔敖、禽滑厘准备克制公输般“云梯”的器械，墨子来到繁华精致的楚国，顺着公输班引出“义”，以理点明攻宋徒有不义，又拜见楚王，讲明攻宋对楚国来说远是没有必要的，接着在木片对弈中，表明宋国此时已经攻守兼备，进一步又委婉地劝楚王放弃攻宋。墨子的远见卓识和机智应变，阻止了一场不义的战争。墨子在这故事里，于民有利、非攻的作为，与那些在“九·一八”以后鼓吹“民气”的“空谈家”，卖国密约的“外交家”，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政治腐败、军队无能等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讽刺批评了危亡时期颠倒黑白，将矛头狠狠扎向同胞，恨不得榨干人民的利益的行为。
《非攻》与《理水》都是歌颂人物的作品，《理水》作于1935年11月，其写作背景是，当时工农红军刚刚完成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鲁迅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理水》歌颂了古代治水的英雄、“中国的脊梁”式的精神领导人物——大禹。而《非攻》描实了一个机智、善辩、反对侵略、反抗强暴的古代思想家——墨子的形象。《理水》用当时官场的庸俗腐败来反衬禹的伟大，以讽刺的笔触，鞭挞文化山上高高在上的学者，作威作福的丑恶的水利局大官等等。《理水》的大禹和《非攻》的墨子都是为国为民的人物。出发的核心思想不同，而追求的结果都是为了人民的事业，，这更表现出鲁迅先生，对侵略国家、伤害人民的妖魔鬼怪的深深厌恶，对深陷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与拯救人民的期望，真真切切融五四为人民的思想到文字中，化为鲁迅先生思想肉与灵的高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