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爱吃星球杯的鱼
最近，一段2010年的采访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当时的央视知名记者柴静对话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面对柴静犀利的问题，丁院士回答一针见血。
耐人寻味的是，柴静的提问是否有失偏颇，她的立场究竟是站在少数发达国家还是全人类上，有人说这是一次降维打击，丁院士逻辑清晰、据理力争，给中国人树立榜样；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节目效果，有质疑、有回答，形成强烈的对立、冲击是节目组故意安排出来的，这样既能带动观众情绪，又能直观的表达此次节目的立意。
这次对话主要是围绕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针对碳排放指标的问题。
下面观点采自知某网友的评论：
其实关于中国减排的问题，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1. 中国需不需要减排？
2. 中国需要按照什么方案减排？
如果第一层面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第二层面问题自然不用回答了。
但是无论是视频中以丁院长为代表的观点还是以柴静为代表——姑且说是柴静代表——的观点，二者其实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所以他们交锋的问题实际上是在第二个层面。
具体到二人所辩论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而言，无论是IPCC方案还是G8方案，实际上都已经设定了人类排放的上限，这样一来，在给出发达国家的排放限额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排放就有了天花板。而如果按照这个天花板，达到预期目标时，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2倍甚至更多。丁院长和柴静的分歧就在于，此类方案是不是公平的，或者更直白一点，可不可以接受。
从经济发展的现实来看，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高能耗产业也基本都升级或淘汰或转移得差不多了。而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基础设施还远没有完善。而产业结构升级是需要相当的工业化基础的，因此按照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的减排方案，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步伐一下子受阻了，需要更长更久的时间才能达到发达国家当前的发展水平，甚至有可能是永远达不到。
有人说按照哥本哈根大会的方案，发达国家减排的比例更高，而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比例较小。但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发达国家减排，无非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而发展中国家要么就得直接跳到发达国家的产业水平，要么就得缩小自己工业化的速度。这就例如一个月入百万的富翁和一个月入一万的工薪阶层来比，即使富翁减少了90%的收入，他也比减少10%的工薪阶层能做更多的事情。
如果说用发展中国家的未来，能够毫无疑问的换取一个非常明确的前景，比如说地球肯定肯定肯定不会变暖2度，那至少柴静代表的观点，至少还有一点道义上的优势。但这个前景根本就是模糊甚至说是虚幻的，IPCC连一份准确的全球碳排放评估报告都拿不出来。注意，是准确的碳排放评估报告，不是数值估计都是10±3 Pg/yr C的那种。至少在我了解的范围内，全球的碳循环数据都带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没有人敢说自己能拿出一份绝对可靠，误差不超过10%的碳循环数据。尽管生态学家们探索了一种又一种方法去分析碳循环，但是不同的途径得到的结果是非常不一致的。基础数据都具有如此大的分歧，那么怎么指望IPCC依据这些数据给出的前景是可靠的？那哥本哈根大会的方案，不就是在用发展中国家的四五十亿人口的未来，去赌一个虚幻的明天？
但是对于是否需要减排的问题，丁院长和柴静的意见是一致的。中国需要减排，不是因为我们工业化有基础了，实在是因为我们的能源利用水平太低。中国的单位GDP碳排放在金砖四国里是最高的，电力、冶金、建材等行业的平均单位能耗比世界先进水平高出40%。减排就是要提高能源利用水平，降低单位能耗，降低成本。这是环保的要求，更是经济发展的要求。但是这种减排需要一步步来，需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单纯靠政府的强制肯定不行。而哥本哈根大会的方案，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中国必须减排，但是决不能按照哥本哈根大会那种对中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的方案减排。
来源：整理自知乎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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