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孟子（孟轲）是孔子学说最为重要的传人，被后世尊为“亚圣”。史记记载，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曾效法孔子周游齐、梁等国，推销其仁政主张，未受到重用和采纳。“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在孔门历代弟子中，斗志最旺、干劲最足，最有热情、最无私心者，非孟子莫属。在诸子文章中，孟子文章算得上是“高大上”。阅读孟文总是让人激情飞扬、血脉喷张。我原以为孟文最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青壮年阅读，及至老矣又觉得可以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们阅读，只是关注点不同而已。少读孟子可立志，青壮年读孟子可激发奋斗精神，老来读孟子可防晚节不保。
孟子的激情飞扬首先体现在力倡“仁政”思想、高扬“民本”旗帜。孟子发扬孔子仁学思想，将其延伸至政治领域，倡导以民为本，实施仁政和王道。他把土地、人民、政事视为国之三宝，认为如不加重视，“祸必殃身”。他以人性善为假设，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仁政”。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理理念，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继《尚书》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后出现的又一个光辉命题。他主张效法古代圣王，实行王道，反对霸道。倡导“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民同乐”；“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如此三乐尚不包括以德服天下之理想，这是何等高尚的追求和宽广的胸襟。
当然，孟子宣扬的仁政王道，以德治为核心，因缺少必要的法治保障，在实践上是难以行得通的。加之当时各主要诸侯国都在谋求变法强国、忙于合纵连横，统治者哪个有心思听孟子天天嚷嚷“仁政”。但在那样一个君主专制时代，只有正义凛然的孟子才敢于在统治者面前理直气壮地大谈“民贵君轻”。他也因此不被后世那些杀人如麻、独断专行的封建暴君所接受，甚至被朱元璋在孔庙里仅有的配享牌位上移除、从四书中删除其章节。孟子人格的伟大、文章的犀利可见一斑。不仅如此，现代企业管理倡导“以人为本”理念和当代社会治理倡导“以民为本”理念，均可从孟子哪里找到思想源头。
孟子的激情飞扬集中体现为“舍生取义”的崇高人格和“大丈夫”之“浩然之气”。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养浩然之气即为修养身心、培养德性，养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这种刚强、伟大之气与道、义相配合，便会无所不在，充塞天地之间。孟子的人格论在先秦诸子中独具魅力，深刻地影响着后世的志士仁人，成为涵养中华民族气节的重要内涵。
有了这种伟大人格，在面对生与死的关键时刻就能做到“舍生取义”。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种崇高人格早已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每每在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都会涌现出具有民族气节的大英雄。其实，人生进步就意味着不断选择，而选择必然包含着舍与得，且往往是先舍后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
有了这种伟大人格，就要时刻准备担当大任。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发扬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诫有志之士在面对各种外界的艰难困苦时，一定要经得住其对身体和心灵带来的重重压力，并借此锤炼提升自己的应对能力。这早已成为国人人尽皆知的励志箴言。
有了这种伟大人格，还要树立“舍我其谁”的远大抱负和高度自信。孟子周游诸国推销其政治主张不被接受，年过半百尚未得到重用，却还发出如此壮志未酬的感慨：“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你看，即使在不得志甚至面临种种困难挫折时，依然激情不改，锐气不减，十足的大丈夫气概。
孟子的激情飞扬背后始终保持着相当的理性，并非一味的敢打猛冲、莽撞乱为。孟子告诫国君，要树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不能高枕无忧。他强调做人做事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古往今来，人们一直认为“无为”乃先秦道家的专利。其实孔子也说过：“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表明其对“无为而治”是认可的。孟子进一步提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其核心是提示人们要懂得取舍。从一种意义上说，作为就是选择。只有你先选择了不去做什么，才能去选择做什么。如果什么都选择，那就什么也做不成。齐宣王问孟子：“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何以异？”孟子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生动形象地指出了不为与不能的区别。作为与否、作为到什么程度，客观上有能力大小、是否量力而行的问题，主观上则取决于是否有道义担当和工作魄力。孟子还以弈秋教人下棋的寓言故事告诫人们无论是为学还是做事，都要专心致志，不要三心二意。
孟子的激情飞扬还体现为其文风的“高大上”。孟子文章感情充沛，雄健浑厚，气势磅礴，善用比喻和寓言，说理生动形象，犹如江河直下，所向披靡。其论辩艺术堪称典范，常常在层层推进中显然锋芒，让人折服。孟文多有不刊之论，其文以气势取胜，这正是其不朽之处。我们每每读起他那些宏大正义之论，都会为其崇高的道义和坚贞的气节所感染，热血沸腾中心旌摇荡。当然，如司马迁所说，梁惠王觉得孟子“迂远而阔于事情”。现代也有人认为孟子的宏大之论往往和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构不成对应关系，背后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或者说很难落到实处。其实，孟子破天荒提出的许多思想命题是不需要他自身论证的，正像人类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命题和猜想是由某个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直接提出，而由后世不断加以求证、检验、修正的一样。孟子的思想究竟有多少被历代统治者接受，又有多少褒贬，我们暂且不论，只要看一看春秋战国以至整个封建社会，有几个人敢于以如此胆魄公开这样论说，就足以彰显孟子之伟大。
孟子的激情飞扬植根于其始终保持着独立特行的人格。他讨论政治不依附政治，不事权贵、不做臣子，却要做“王者师”。一旦王者不认其为师，就做“独行其道”的大丈夫，绝不行卑躬屈膝之事。即使面对君王也绝不会因其位高权重而放弃自己的行事风格，即所谓“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更不会为了得到重用而委曲求全，改变自己的理想。当然，孟子一生高扬正义，盛气凌人、党同伐异，一般人不愿意和他辩论、也辩论不过他。至于那些不持正义、毫无气节之徒，更是对其恨之入骨。我们喜欢孟子，是因为就人格气节而言，孟子无疑是堂堂正正的刚烈汉子、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其浩然之气充塞天地穿透历史，其铮铮铁言如黄钟大吕声震四方。试想，中华历史的星空如若失去孟子的宏大声音和激情飞扬，该是多么的寂寥和压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