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大学毕业。

对我而言，毕业就是独立谋生的开始。过完年，我便迫不及待地收拾行李出门找工作，投简历跑招聘会。母亲不放心，下着大雪她坚持和我一同去，我们深一脚浅一脚的走着，路上她几次滑倒，却摆摆手说没关系。然而一连串折腾下来，我依然一无所获，因为几乎所有的招聘要求上都无一例外地写着“非应届生”几个刺眼的大字。

那段时间，我总是一个人出门，坐车去市图书馆，一呆就是一整天，母亲什么都知道，却从不多说一句。

01

很偶然的，我的一个姐姐告诉我，她同学在的一间杂志社正在招人，问我要不要试试看。

于是，我按着她给的号码拨过去，确定了面试的时间和地址。

那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中间倒了三次车，最后在一个小区的物业楼上找到了杂志社的办公室，以前我以为所有的公司都在写字楼上，看来是想多了。

办公室不算太大，分成几个隔间，地上整齐地堆放着一包包的杂志。推开门，无数好奇的眼睛从电脑移开纷纷投向我，还没开口，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高个子女人就招呼我进了旁边一间小办公室。

她就是我要找的人：闫姐。闫姐说话做事都很麻利，她先拿着纸笔边说边写，简单介绍了杂志社的情况，又告诉我该做什么，最后从一摞摞扎好的杂志上抽出几本让我先看看。

闫姐很忙，交代完一切又出去继续工作。我打开杂志，粗略地翻着，学术期刊我了解的不多。对于一个文科生来说，书中许多理科名词和数据都是完全陌生的，我费力地理解着它们的意思。

我决定留下来，因为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因为现在杂志社难得缺人手。

02

开始上班了，我渐渐了解了杂志社的运营模式：约稿编辑负责联系发稿人，确定发稿内容；后期编辑负责审稿和编辑；发稿人支付杂志社一定的版面费和出版费；最后杂志出版邮寄给发稿人。

杂志上所有的文章都是要上中国知网的，这就要求内容绝对原创，可大多数的发稿人要么没时间要么水平参差不齐，总之真正符合要求的稿子寥寥无几，这就给杂志社无形中创造了一个岗位：改稿编辑。

而我正是其中的一员，负责改那些雷同率高的内容，格式不合格的也要改，然后用知网检测系统检测，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约稿编辑是杂志社的收入的关键，当然是多多益善，而相应的改稿编辑却不需要很多，一个办公室最多两个。杂志社像我们这样的大办公间一共有五个，约稿编辑100多人，改稿编辑和排版校对编辑却只有不到二十人。

我在的小办公室一共三个人：两个改稿编辑和一个行政。

除我之外，剩下两个男女都姓张。

03

两个张姓男女同岁，都比我大一岁，一个跟我一样负责改稿，一个除了日常行政工作之外还要负责每日的交稿和杂志邮寄。

两个人都一定的经验，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对我这个新人指手画脚。

索性叫他俩男张和女张吧。男张是我的前辈，教我改稿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他甚至一篇文章一字一句的改给我看，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应该注意的。

那段时间，我确实学会了很多，也慢慢融入了这间杂志社。

新手总免不了要出错，有时候一篇稿子我反复改了几次都通不过检测，慌得手足无措，女张指责我浪费检测资源，男张却宽容地说，新人嘛，难免的。

对于男张，其实我很感激，作为同事他真的关照我很多了。

而女张，不知道是我身上的书生呆气还是刚开始的笨手笨脚招惹到了她，她对我很少客气，动辄一通冷嘲热讽，好像怕我不知道自己的无能一样。刚开始我还辩白几句，后来一次次发现无济于事索性沉默了。

日子本来就这样一天天过，我每月领着不多的工资，学着以前学校从来不会教给的知识。

可我、男张和女张之间竟开始有了变化。

04

上半年是杂志社的征稿旺季，编辑们一个个忙不过来，每次要邮寄的杂志都高高一摞摞，女张的工作量几乎多了一倍，她的抱怨越来越多了，编辑们出一点错都能惹来一顿怒吼。

我自然不能幸免，反正也已习惯。

本来这也与我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把自己的稿子改好就成，现在我的速度和质量都基本可以保证了，为这闫姐还给我加了点工资，没什么不满意的。

两天后，闫姐把我叫到一边，问我对工作有什么想法。我老实地告诉她，现在的工作差不多可以胜任了。

她却精明地一笑，你有没有兴趣学学行政什么的，多一点技能，工资也可以考虑。

其实我当时没什想法，只是本能抱着多学点东西的想法，一口答应了。

于是，我一面改部分稿子，一面分了邮寄杂志的任务，甚至连检测文章都接手了。虽然很忙，我甚至顾不上多喝几口水，可想想可以学到更多，还是很开心。

稚嫩的我甚至没发现自己掉进了女张和闫姐的博弈陷阱中。

女张对我的态度更加恶劣，嫌我制表太慢没效率，怪我粗心复制错了地址，甚至监测系统崩溃都要赖在我的头上。

我更加小心翼翼，生怕出一点错误。

终于有一天，我从她的抱怨中明白了什么，原来她只是为了涨工资而已，闫姐不妥协，宁肯用我这个新人多做点，顺便给她点危机感。

最后，女张让步了，于是一切恢复正常，我们的工作不变。我不但没转岗，还平白惹了一个仇人。

05

小办公室注定不再平静，女张风波刚过，我与男张也开始有了间隙。

拜调岗风波所赐，我接手了文章检测和每日交稿，以前都是男张分稿子给我，有难有易，粗细我都不看。

可现在完全掉了个，我每天把稿子分给他，并尽量做到平均一些，难易我们基本一样。可回头看看以前的，男张一股脑地把那些难啃的文章分给我，自己全是一些简单的小稿子，难怪他每次都得意地炫耀自己的效率。

我嘴上没说，心头愤怒却难以抑制，不再对他客气。

与此同时，我还有了新的发现，男张改稿质量越来越差，慢不说，一篇稿子还检测好几次，有几回内容甚至驴唇不对马嘴。

我当然没必要说什么，光是女张和闫姐的指责都让他难堪到不行。

三个人的办公室，往往是男张和女张在说，重要的或无关的，我的存在似乎可以忽略了。

一次，临下班交稿，男张发给我几篇费劲改好的稿子，似乎有点羞赧。

“明天的稿子多吗？”

“不知道，看到时候分吧！”

我冷冷的语气似乎刺激到了男张，他问我怎么说话的，并扬言要让我随时走人。我无动于衷，他的威胁对我不起作用，我来这里不是冲着他，走也没必要由他来决定。

没想到，这个瘦弱的男人竟然跑到闫姐那添油加醋一番。我根本不在意，收拾自己的东西平静地下班。

第二天，闫姐叫我进去，各种迂回和旁敲侧击，要我搞好同事关系。我看着她的眼睛，能让我说说昨天的事么。

我简单的说了说当时的情况，没为自己多分辨什么。闫姐话锋一转，你们的表现我都看在眼里，我相信你。

走出办公室，我一点不轻松，原来三个人的办公室气氛也可以压抑至此。

也许，我可以重新开始。

06

年会那天，大家都喝了不少，男张和女张难得地和我喝了几杯，我简单的跟他们碰杯，一切尽在不言中。

新的一年，似乎适合做出新的决定。

这一年，杂志出版行业受到了不小的冲击，我们出版社的杂志也出了状况，年检没过，被毙掉只是分分钟的事。

出版社从上到下都陷入恐慌当中，编辑们紧张地处理手中的稿子，联系作者邮寄，或者打电话抱歉，因为原定印刷的稿子可能要撤下来了。

我也把没改完的稿子收收尾，至少来个圆满的句点。

闫姐开始陆续找大家谈话，编辑们一批批走了不少，我也被告知杂志社也许撑不下去了，尽早另谋出路才是正经。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闫姐，告诉她自己辞职的消息。因为没什么交接，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男张给我发过微信，问我为什么辞职，希望表示关怀什么的。几条信息，我一条没回。

他后来忿忿不平地删了我的微信，说我不够朋友，说我伤害了他。

我不禁失笑，朋友，也许曾经有一个瞬间是，但后来的一切决定了我们永远不可能是。

07

离职后的一周，一个同事告诉我杂志社裁员三分之二，我们那间办公室解散了。

后来的后来，听说女张跳槽到另一家杂志社做了约稿编辑，做得风生水起。而男张也在接稿子，改稿和写稿似乎都不错。

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我无关了。

2014到2015，整整一年的时间，两个张姓男女教给我很多，凭这点，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受我一声师父。

我不会简单地就这段经历发泄或者纾解什么，对于他们我谈不上怨恨，甚至还要感激。

也是，正是他们我开始了解职场，慢慢明白了工作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我的很多毛病与不足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改掉的，我真的不应该再奢求更多。

有人说，世界很大，圈子很小。也许有一天我与他们会在不经意间擦肩而过，但更多的是相忘于江湖。

相交过的三条直线，是渐行渐远，还是有折返相交的一天呢？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