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浙江大学三分部难以忘怀的二三事
----我在长庆油田会战的12年（十二）
1974年10月份，全国各地的30位同学们来到杭州，聚到了一起，10月份的杭州秋高气爽，丹桂飘香，我们还穿着短袖，乘着没有开始军训，我们7、8个男同学（许金龙、邬培金、王立生、张再励、刘志荣、喻小林等）相约去游西湖，吃美食。我们乘4路公交车到了花港观鱼，租了2条手划船，过去西湖的手划船是没有划船娘和划船哥的，我们从西湖的西南面划到北边的中山公园码头，交船上岸，到西湖边久负盛名的“楼外楼”，点菜吃饭。这里的“龙井虾仁”、“西湖醋鱼”、“东坡肉”、“宋嫂鱼羹”和“春卷”等招牌菜都点了，7、8个人吃了一顿饭，才花了10多元钱，当年人们一个月的工资也才40多元，我们也够奢侈的了。
到了11月开始上课了，每天我们从白房子出发，沿着山间的小路（红泥路）下坡到西南面的食堂，食堂的边上有个后门，出去可以到钱塘江边，也可以右拐沿马路走就可到九溪公交车站和九溪风景区。沿着铺着石子（石板）的小路下坡到东南面的教室，我们的教室在三分部的2号楼2楼最东边的一间教室，也可以从校门出去到六和塔，这里有到闸口、南星桥和杭州火车站的公交车。每天上上下下走在大树林荫的小路，锻炼着我们的筋骨，享受着新鲜的空气，听着鸟儿的欢唱，开始了我们大学生活的每一天。
到了12月份，我感觉杭州每天都在下雨，淅淅沥沥的下个没完，一直要下到春节过了才停，我从未经历过这么多的雨天。我在西北生活了20多年，也在东北的辽宁学习生活过半年，虽说在单位住的是帐篷，冬天外出坐敞篷卡车，但西北的冬天气候干燥，冷是干冷，屋里或帐篷里都生炉子，不感到冻。1974年从甘肃庆阳来到杭州，第一个冬天可把我冷坏了，不是北方的冻，每天感到都是潮糊糊的，衣服洗了2个星期也不干，被子也是潮潮的。晚上睡觉用热水袋捂脚，我的床上铺着厚厚的褥子，盖着厚厚的棉被，棉大衣，还是哆哆嗦嗦，同住一个宿舍的浙江同学，铺着薄薄的垫被，盖着薄薄的被子，好像不会冷。没想到在南方我的手上竟长起了冻疮，耳朵稍也冻肿了，后来老师和同学们告诉我，南方的冬天要用冷水洗脸，洗衣服，手就不会长冻疮了，长知识。以前北方冬天我们洗脸、洗衣服都用惯了热水。随着世界气候的变暖，现在杭州的冬天没有过去那么阴冷潮湿，雨也下的少多了。1975年的寒假，同学们放假都回家过年了，我没有回家，整个白房子就我一个人守着，渡过了一个有点潮冷的春节，好在学校的食堂还有饭吃。
我们三分部的西边是上海铁路局杭州疗养院，我们从操场的小山坡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上海铁路局杭州疗养院，没有围墙。小山坡上全是高大的毛竹（这些毛竹应该是我们三分部的），3月份开始，每天都有许多的毛笋冒出来，一天能长1米多高，刚出头的毛笋又粗又嫩，在北方我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毛笋，更是没有吃过。听浙江的同学说毛笋好吃，我们就偷偷扳了一个，拿到宿舍，怎么吃？听同学说放到水里煮煮就可以吃了，同学有电炉，洗干净一个脸盆，到食堂要了点盐，煮熟了，一吃好涩口，麻舌头，真难吃。后来浙江的同学告诉我们，毛笋要和腌菜或咸肉、排骨一起煮，才会鲜，才会好吃，我们什么也没有，真是老土啊，糟蹋了好东西。现在生活在浙江40多年了，每年的春天，特别是3月份总要买几个5、6斤以上的大毛笋，煮腌菜、炖排骨、烧咸肉等各种烧法，吃的过瘾。
到了5月份，杭州的天气就开始热了，我们几个爱好篮球的同学，几乎是每天的3点半以后就去健身房（我们这样叫）打篮球。它在操场的边上，是我们三分部最低的地方，这个健身房有顶蓬，不会淋到雨，但不是封闭的，有不高的围墙。如果这里没有体育课，系里的篮球队不训练，我们天天在这里打球，因为三分部只有这么一个篮球场，经常是要抢场地的，去的迟了，只能和其他班的同学轮流打，人多了分2个半场，人少了打全场。当年我和邬培金、王立生、张再励4个同学是系篮球队的队员，但打正式比赛我多是替补，陪练。我们班和同住白房子的固体物理班的同学打比赛最多，他们班也有几个是系篮球队的队员，我们和无线电、半导体、电真空专业的同学交往不多。1976年10月我们在上海计算机厂实习期间，我们还去了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打比赛，好斗的一伙。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喻小林、张再励、王立生、邬培金、刘志荣等同学）打完球，又去钱塘江游泳，回来路过食堂，发现了一只小狗，我们就把它带到了白房子，几个同学就把它杀了，场面有点残忍，不忍直视。老广陈庆南同学很会烧狗肉，我记得当时找了调料、红枣等，用脸盆烧，烧好了每人只分到几小块，还有几个女同学也来吃了。我们住的白房子周围的树和灌木长的十分茂盛，一到夏天在去食堂的小路经常看到蛇出没，一次我们吃饭回来，发现了一条较粗的菜花蛇，这种蛇没有毒，我们几个人围追堵截，把它抓住了，由老广陈庆南同学把它红烧了，这是我第一次吃蛇肉。
1975年的暑假刚过，8月份我们班被安排去杭州临安的郎碧村浙江大学五七干校学农，去浙江大学五七干校劳动也是我们的大学生活。这里距临安市区西北6公里左右，当年浙江大学的教职员工每年都要到这里劳动锻炼半年，我们学生来这里劳动锻炼1个月。五七干校有100多亩稻田，几排简易的平房，有一个很大的晒谷场。当时只有我们一个班的学生在那里劳动，有2个老师带队，其中程老师是体育老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他教会了我们打太极拳。我们去的时候是8月份，天气很热，每天做的事就是去到稻田里除草，这里的蚊子和水田里蚂蟥虫特别的厉害，去了半个月，我的左脚背就被稻田里吸血的蚂蟥虫咬了，没注意就发炎了，肿的很厉害，我就不能到田里去干活了，只能帮助同学们一起洗菜、打扫卫生。当时我们班的王立生同学在部队服役时做过饭，他每天是大厨，还要有2、3个同学帮忙，好像我们每天的菜没有什么花样，几乎每顿不是炒丝瓜就是炒冬瓜，炒冬瓜要多一些（好像是干校自己种的），每天还有一个卤鸡蛋，他作大锅饭很有经验，他告诉我们大锅的冬瓜不能炒的太熟，只能炒到5-6成熟就要出锅了，否则盛到大盆里，等同学们来了冬瓜就会焖成了糊糊。从五七干校回来，我的脚发炎的更厉害，脚上贴着纱布，穿鞋走路都不方便，洗澡也是问题，每天要到医务室打青霉素消炎，直到10月份才好。
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是我们一生难以忘怀和最值得怀念的经历。怀念当年教我们的老师对我们的关心，特别怀念我们专业的带头人和专业负责人何志均先生。
2016年6月5日上午10时，我和李玲娣、杨国林同学参加了在杭州龙驹坞天下第一殿举行的我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教育家、中国人工智能研究开拓者、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创始人何志均先生的遗体告别。我和来自浙江大学的领导、同事和学生，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先生的遗体3鞠躬，送别先生。
注：左一为浙大计算机学院院长庄越庭
何先生于2016年6月2日上午逝世，享年93岁。何先生在浙江大学教学耕耘60载，是浙江大学无线电系和计算机系的创始人。为我国培养了数千计的计算机和电子学高级人才，其中计算机系有3位院士潘云鹤（工程院）、吴朝晖（科学院）和陈纯（工程院），潘云鹤（照片2）和吴朝晖（现任）两位浙江大学校长。
我们是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第2届学生，当年何先生亲自给我们上课，还经常到我们住的浙大三分部（现在的之江学院）白房子，关心我们的生活，和我们交流学习情况，听我们的想法，由于我的宿舍是白房子的一楼，何先生当年已经50多岁了，每天坐车1个多小时从玉泉来到三分部，中午和我们一起在食堂吃饭，他经常沿着盘山的石阶小路来我们白房子，和我们交流，他是来我们宿舍次数最多的老师，他也是指导和鼓励我努力学习技术的导师。当年的指导对我毕业后在企业从事计算机应用、工业过程自动化控制等技术工作和在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教学和科研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1978年全国恢复了研究生招生的时候，我已回到长庆油田地调指挥部研究队计算站工作，我与何先生（照片3）多次通信，他鼓励我在工作之余要复习功课，要报名参加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他还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借了高等数学参考书寄给我，并指导我学习，由于自己的努力不够，没有实现成为何先生的研究生，在母校读研的愿望，但我与先生的交流保持了30多年。2003年12月27日，何志均先生八十大寿，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为先生在邵逸夫科技馆举办祝寿活动，并设立计算机学院与软件学院何志均教育基金，首期到款120万元人民币。我和李玲娣、邓松如、杨国林3名同学参加，我们吃完先生的寿面，都高兴地把吃面的寿碗带回家，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寿碗我们还在用，我经常给来家里吃饭的亲朋好友和孩子说这是我的老师送的长寿碗。
我们和何先生永别了，但一世的师生情是永久的，我们这些何先生的学生也都已步入古稀之年，我们当年使用的用纸带输入信息的计算机已经发展到当今的高性能计算机，何先生创建的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和计算机学院已经成为我国计算机科学技术人才培养的顶级摇篮，我们作为他的学生是幸运的。何先生永垂不朽。
1975年9月15日，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昔阳开幕。11月份，浙江大学的全部教师和学生停课到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活动，副校长刘丹在玉泉的大操场传达中央的精神，作农业学大寨的动员报告。我们班分配到德清县（现在属湖州市）的上柏公社白燕大队（现在的上柏村），11月中旬一位带队老师、喻小林同学和我3人乘坐火车去白燕大队打前站，准备同学们的住处和做饭的食堂等。同学们到了，我和李菊初老师、邬培金同学等4人分在一个生产小队。11月18日，我们到德清的第2周，我收到学校转来家里来的电报，告知父亲已去世。我赶紧收拾好东西，在邬培金同学的陪同下，回到杭州，从杭州乘火车返回到银川（当年杭州到银川没有航班），用了5天的时间。父亲下葬后，家里的很多事情要处理，我就请了假，没有再去德清，同学们在德清的事我就了解的比较少了。到12月底同学们也结束了农业学大寨的工作返回了杭州。1976年的寒假结束，我返回学校上课。
1976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悲痛，江河呜咽，亿万同胞，泪飞如雨，追思之情，肝肠寸断。1976年2月中旬在杭州出现一份感人肺腑的“总理遗言”，人们将信将疑，争相传抄，几天内风靡全城，到3月底4月初已经传遍了大半个中国，其实这份“遗言”是杭州青年李君旭的杰作。周恩来总理逝世以后，中国人民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迫切希望能在报刊上多读到一些反映周恩来生平业绩的悼念文章，慰藉忠魂，表达哀思。但“四人帮”一手遮天，强奸民意，不仅不刊登悼念周恩来的文章，反而变本加厉，发动宣传工具，恶毒诬蔑周恩来和悼念周恩来的广大人民群众。3月底在南京、郑州、太原等地也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在杭州，由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学生会组织发起纪念活动，组织大学生上街游行，我们三分部由系学生会和团总支组织，同学们从三分部出发，步行到杭州火车站，再沿着解放路向西，走到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在这里集聚了大批的大学生和市民，大街上的建筑物上都贴满了标语，解百的门口摆满了纪念周总理的花圈。1976年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进行悼念周恩来，抗议“四人帮”的各种活动。
1976年7月朱老总逝世，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一颗巨星陨落了。我们班的几个男同学到附近的屏风山疗养院折了许多的柏树枝条，女同学作白花，制作了花圈。在三分部小礼堂里摆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老师和各班同学们都敬献了自己制作的花圈，这里重复播着哀乐，老师和同学们都来这里吊唁，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悲痛。
这一年我国失去了3位开国功勋，10月份“四人帮”被打到了，我国经济建设，人民的学习、生活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已经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再也不会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辱。
2020.5.3农历庚子年四月十一日忆记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