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以为，这个世界是安排好了的。河在河床里走，山在山脉上坐，树在森林中生。人也一样，被期待着一颗钉子一个眼，嵌进那名为“合适”的坑洼里，严丝合缝，纹风不动。这似乎是一种秩序，一种不言自明的道理。
可我总觉得，那些最动人、最结实的生命，往往是从“错位”里长出来的。
比如礁石。它本属于山，是地壳最坚硬的骨殖。一场天崩地坼的洪荒，或是亿万斯年耐心的水流，将它搬运、遗弃在河的转弯处，江的激流中，或是海的怒涛前。它在那里，是绝对的异乡客。水柔软，它嶙峋；水流动，它静止。它突兀地杵在那里，仿佛造物主一个未及修改的笔误。平日里，河水绕着它絮语，江水冲着它咆哮，海水拥着它轰鸣，各有各的腔调，各有各的脾气。但你试想，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降临，江河枯瘦，海水退却，它们被同样的焦渴扼住喉咙，那时，从它们干裂的河床、滩涂深处发出的叫喊，会不会是一样的，那种源自生命本源的、沙哑的呜咽？在绝境的砧板上，所有的“位”都被打碎，所有的声音，都回归到对“存在”本身的、最原始的渴求。
还有那棵迎客松。它的名字，总让人想起云雾缭绕的黄山。可你把它孤零零地，挪到泰山的绝壁上去想。泰山的魂魄是帝王封禅的雄浑，是“一览众山小”的孤绝，是石阶盘桓而上的严整。那里本应是苍劲的泰山松的天下，枝干如铁，指向苍穹，一派睥睨人间的气象。忽然在某个意想不到的崖角，斜逸出这么一蓬——不是一株，是一蓬——温柔招展的绿云，姿态是迎客的、谦逊的、甚至有些殷勤的。这岂不是一种美学上的“错位”？像一个雄浑的乐章里，忽然跳出一个轻盈的、不属于这个调式的音符。可它就在那里活下来了。它不去学泰山松的孤高，也不哀怨自己身世的飘零。它以那亘古不变的、向虚空舒展的姿态，活出了另一番包容的哲学。它仿佛在说：此处即我乡，此姿即我命。风来，我便与之共舞；客至，我便奉上这唯一的一蓬青翠。它把“错位”活成了自己的“本位”，活成了一道让刚硬的泰山也为之柔和的眼波。
人呢？置身于钢铁与玻璃的丛林里，“错位”感更是如影随形。一个惯于在数据与逻辑里安放身心的人，被抛入需要八面玲珑的人情江湖；一个胸腔里回荡着诗篇与音符的灵魂，却日复一日核对着密密麻麻的报表。这种摩擦，不仅是皮肤上的不适，更是骨骼里的低吟。有时，甚至那些身在“正位”里的人，譬如庙堂之上的干部，也会在某个月色清冷的夜半，感到一种庞大的、系统性的“错位”——仿佛自己是一枚被钉在宏伟蓝图上的图钉，看着蓝图，却触摸不到墙的体温。
这种摩擦，是要冒烟，甚至要起火的。它消耗心力，制造出无尽的困惑与疲倦。可你去看那些行业里的先进者，那些在常人眼里将“位”坐到极致的人。他们的答案，或许并不在于消除了“错位”，而在于他们找到了一种内在的韵律，与那摩擦的节奏共舞。他们把自己做成了一枚独特的榫头，或许不符合任何现成的卯眼，却硬生生在制度的木材上，凿刻出了新的、更牢固的承接方式。他们以卓越的“完成”，超越了简单的“匹配”。
想到这里，我的念头忽然滑向一个更渺远的所在：灵长动物。我们与它们在进化的树上是近亲，共享着绝大部分的基因蓝图。可它们留在枝叶间，用悠长的呼哨交谈；我们却走下树干，用复杂的符号建造文明。这何尝不是一种宇宙尺度上的、壮丽的“错位”？我们把本该用于攀缘的手臂，用来执笔、操琴、转动方向盘；把丛林里预警的呼喊，谱成了歌谣与律法。我们整个族群的辉煌与痛苦，或许都源于这场数百万年前宿命般的“出走”。我们“错”了自然的“位”，却因此赢得了整片星空。
月光静静地流进来，像一道柔软的河床。我忽然觉得，或许“错位”才是生命最本真的状态。哪有什么天生的、不容置辩的“正位”呢？礁石在冲刷中找到了自己的棱角，松树在孤绝中长成了自己的姿态，人在摩擦中塑造着自己的灵魂，族群在偏离中开辟着自己的道路。那“位”，从来不是一块冰冷的、预先浇铸好的水泥基座，而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充满可能性的原野。生命的壮阔，不在于严丝合缝地嵌入，而在于带着自身全部的重量与特质，去踏上这片原野，哪怕步履蹒跚，哪怕姿态“错误”，也要在上面留下独一无二的、深深的足迹。
那足迹，便是对“存在”最诚恳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