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若平，这是我的每日一篇文章，今天是第312篇。 *^_^*
一、布朗不认同固定型思维模式
布鲁克斯·布朗是埃里克·哈瑞斯和迪伦·克莱伯德的同学，他从三年级开始受人欺负。他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是并没有寻求报复。他不认同固定型思维模式，不认为人们有权利去评判其他人，不认同类似“我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所以我比你强”或者“我是一个篮球运动员，像你这样可悲的书呆子跟我不在一个水平线上”这样的想法。
除此之外，他还积极采取成长型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人们都有自我改变的潜质”，即使是枪击事件里，那个更抑郁、更充满敌意的枪手埃里克·哈瑞斯。布朗和埃里克·哈瑞斯在几年前曾经发生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冲突，但在他们高中的最后一年里，布朗提出和他休战。“我告诉他，那年以后我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希望他对于自己的状态也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布朗说，如果发现埃里克没有改变，他随时可以退出。“但是，如果他成长了，为什么不给他一个证明的机会呢？”
二、布朗没有放弃
布朗没有放弃，他依然试图去改变他人。他希望全世界都能关注校园暴力问题，他希望接触到那些受害者，帮助他们打消打击报复的念头。因此，他参与了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的电影《科伦拜恩的保龄》（Bowling for Columbine）的制作，他还设立了一个供受欺负的孩子交流的创新网站，他告诉他们，应对欺凌的方法并不是去杀人。“你要用你的头脑去让事情变好。”
布鲁克斯·布朗和我一样，并不认为这两个枪手和其他人是不同世界的人。他说，迪伦·克莱伯德是他的好朋友，曾经是一个普通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充满爱、父母都很负责任的良好家庭。他警告说：“我们不能只是置身事外，把这些枪手称作‘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变态’……我们应该意识到世界上可能还有更多的埃里克·哈瑞斯和迪伦·克莱伯德，他们被慢慢带上了……同样的悲剧道路。”
即使被欺凌的受害者一开始没有固定型思维模式，长期的欺凌行为也会给他们植入固定型思维模式，特别是当其他人只是袖手旁观甚至加入欺凌他们的队伍中时。这些受害者说，当他们被嘲讽和贬低时，没有人站出来保护他们，此时他们会开始认为，这一切是自己应得的。他们开始评判自己，认为自己确实低人一等。
施暴者评判他人，受害者接受这种评判，有时这种评判会埋在心里，导致抑郁甚至自杀，有时就会通过暴力行为爆发。
三、合理的应对方式
以某个学生的一己之力，通常无法阻止欺凌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当施暴者拥有一大群支持者时，但学校却可以通过改变思维模式进行预防。
很多学校的文化会助长或至少接受固定型思维模式，对学校来说，有些孩子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认为自己有权欺负那些不如自己的同学是正常现象。学校还会认为对于一些孩子不合群的情况，校方无能为力。
但有些学校会通过打击校园里这种喜欢评判他人的氛围，创造合作和能够促进学生自我成长的氛围，大大降低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斯坦·戴维斯（Stan Davis）是一位为学校提供咨询的心理治疗师，他开发了一个应对校园暴力的效果显著的项目。在挪威研究员丹·奥维斯（Dan Olweus）的研究的基础之上，戴维斯开发的项目帮助改变了欺凌现象，给了受害者支持，促进围观者对受害者提供帮助。几年后，在他任教的学校当中，身体上的暴力欺凌现象减少了93%，嘲弄他人的现象也减少了53%。
达拉是一名三年级学生，她体型较胖，行动笨拙，还很爱哭。她是最好的欺凌对象，全班有一半同学每天都会欺负她，打她，给她起外号——同学们也都认同这种行为。几年以后，达拉从戴维斯开发的项目中学会了更好的社交技巧，甚至交到了好朋友。之后，达拉升入中学，她在一年后回到母校讲述了后来发生在她身上的事。她说，来自同一所小学的同学们帮助她渡过了难关。她们帮助了她交到朋友，并在有新同学要欺负她时保护了她。
戴维斯同样也让暴力欺凌的现象有所好转。事实上，很多在中学里帮助和保护达拉的人，正是以前欺负过她的人。戴维斯是这样做的：首先，强制执行一致的纪律，但他不会对施暴者本身进行评判，不会直接指责他们的个性。相反，他让他们感到每天在学校自己都很受欢迎。
之后，他对他们的每一次进步都给予表扬。但他表扬的依然不是这些人本身，而是他们为改变付出的努力。“我发现你最近都没有打架，这告诉我，你正在努力跟别人好好相处。”你会发现戴维斯将这些学生直接领入了成长型思维模式。他帮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努力提高自己的过程中的一部分。即使这些改变原本并非出自欺凌他人者的本意，但他们现在也学会朝这个方向努力了。
斯坦·戴维斯将我们的研究中提到的赞扬、批评和思维模式纳入了他的项目，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下面是他写给我的一封信。
亲爱的德韦克教授：
您的研究成果完全改变了我和学生之间交流的方式。我用和以前不一样的方式向学生提供反馈，并已经收到了积极的成效。明年，我们整个学校将开展一项积极行动，通过［成长型的］反馈来激励学生。
斯坦·戴维斯
——摘自《终身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