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究竟该从何说起呢？也就不讲开篇的话了？
起先，这个小院子的门楼挺朴素的。有一批人比我先到。比如李文杰，李小君，比如刘秀宏，比如赫赫有名的朱君朗时。无论你是“政府老院子里”的，还是“政法系”、“法检两院系”、“复转军人系”、“内地学生系”“基层进城系”。当年还有人骑自行车从天安门出发，潇潇暮雨多风尘，骑士入藏，可称之“援藏的那一批”。亦有“从底下调来的”或者象我这样的“野路子”？
果然，我走入民族路12号不久，李君方蒙问我:什么来路？我说:野路子。于是:你总会遇到一个人，他不是你的谁。但有了他 ，世界成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民族路12号。
1989年冬天，生命中平常的一个日子。一时间，沉迷于走廊里温暖的气氛。那时节，鲜有单位有暖气供应。这样的奢侈，决定我在民族路12号这个小院度过了20多年。四十五年在藏工作、学习和生活，一半的光阴，都搁在了这个小院。曾几何时，简朴的有警卫的院门，走进了一位试图在公务仕途有所作为、并不年轻、但满怀一点志愿的黑发人。若干年后，已改造得有些奢侈、冰冷严肃、暗设机关、警卫威风堂堂的院门，走出了一身疲惫，头发花白的老者。记得那时，门楼两侧，有若干间商品房。小餐馆、火锅店、饺子铺、小卖部。市俗气充沛，却充满了生活情趣，又十分便利。有一位秀色可餐的美女作老板的“青鸟火锅”和老江姐饺子馆，留下那个年代的饮馔的记忆。而车队于师傅家的小卖部，似乎也能见证商业便利的初始。回顾院落内外，还惦记着鸡鸭鹅狗的嘶叫和小片菜地的绿色。在那些最是细碎的纠缠里，也足令相思之甚，感寸阴若岁。
眼下，民族路12号大门，一色白墙，冰凉而庄严。在这个院落的前十年，大部分的光阴在旅途中。或许因为工作的缘故，选举和代表工作的主战场在基层，注定不停地奔波和获得累的疲惫。时岁漫猛，经历了裂变和痛楚的改革初年。深切地体味着时代的变化，即使社会亦有薄情冰冷时，我们满怀深情地活着。塞弗尔特诗歌唱道：爱是巨大的 ／你会发现即使全世界都发生了革命／某块绿草地上／情人们依然有时间／手拉手彼此依偎着。
当古城拉萨有了第一家早晚门市部，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第一家在布宫广场上开涮的“串串香”时，我骑着自行车，不止一次去城中心和西郊的两家“早晚门市部”。兜里没有多少钱，不敢奢望买什么，只是一饱眼福。城市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此时，“城里人”的优势渐显。
那一年初夏，陪孙主任去林芝，参加林芝新桥的开工典礼。跟孙主任出行，自由散漫的多。他不要求给他准备讲话稿之类，讲话随性而发，讲的都是“干货”。休息时，我们就打扑克。“战事”纷纷，打得极热闹时，就不分长幼尊卑，老爷子爽快，不生气。准备返程时，组织部给我打电话。说要履行“任前谈话”。老爷子听了，很高兴。当晚，就喝了庆祝我“高升”的酒。席间，他忽然严肃的对我说，在西藏一干就几十年，不是件容易的事。上一个台阶，还得干十几年呢。由此说来，也是十几年前了，从小院的这间办公室搬至另一间办公室。告别了代表和选举诸事，趟进了财经工委这潭“深水”。十几年以后，财委这边有些落寂。洪静有了升职的机会，离开了财委，少了几分热闹。淳朴的王勇退休，在老家侍奉老母，客居成都。周海蓉身体不适应，高原缺氧，回了内地。上届的秀梅、老郑调离，道明和超哥还在。小詹走的突然，去了云南老家，令我们措手不及。记得以后见过，单薄的身子骨，恐难禁风急雨骤。英子来了，也是一阵风，一闪而过，便去了山东，让大伙闪念了一番。两个扎西达娃各自功业，扎扎实实地有些拼劲。晓君从楼下上楼，可是人大的元老了。最近来了欢喜派的志愿者小祥玉和萨吉子，多了些鲜气和生动。我最能使劲喝叫的还有侯哥，勤勤快快地忙碌着。当这边走道清静时，我不由地喊着卓玛、训吉。俩女子爽爽地应了，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门前。这俩弱女子，从姑娘之青春妙龄到了财委，怎么就已为孩子的母亲了。她们的成长，应了一句话，在财委这个口上，只要你用心了，累并成长着。
这时，我就有些恍然。
其实，这几十年在藏，十八岁在昌都稀里糊涂踏入仕途。我的发小同学都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之一员，我却进了机关。一年以后，我成为昌都加卡汽车修配厂一名修车人。又过了一年，我成为自治区交通学校学生，主修汽车发动机运用与修理。毕业留校，任职学校教务处，学生干事并任语文教员。八十年代初，调动至自治区公路管理局。我奔波在路上，青藏或川藏并晓行夜宿区内国道省道县道乡村路。
当我走进民族路12号，从一路风尘，山高路远，到办公楼里做秀才，三尺桌面见天地。何以言说，自打笃定公务之身，这一方舞台，乃文武全行当。我的老处长扎巴遵追对我说，你不太适应坐办公室。为何？他没说，我也没好再问。
此一时，上下班都是骑自行车。忙忙碌碌，闲时不多。后搬进小院，住“车队楼”，隔壁是于师傅。家有两个孩子读书，天不亮忙着高压锅压米饭，炒菜。这俩孩子，早晨就是正餐。于师傅淳朴，说，娃儿习惯了，早晨也只吃大米饭。
我在民族路12号的日子，在隔壁高压锅的排气声中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