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来君李杜
1919年，我爸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县一个农民家中，初中毕业后考入了黄埔军校西安分校，后供职于陶峙岳的部队。曾担任过排长、连长、营长和少校作战主任等职。
1949年9月25日，陶峙岳将军率领新疆国民党军队发布起义通电，我爸坚决服从陶将军的命令，起义后在新疆的呼图壁县驻守原防。
起义后，原国民党驻呼图壁的部分官兵发生叛乱，连续进行大肆烧杀、抢劫、强奸妇女。
有几个国民党军官逼着我爸跟他们一起叛乱。我爸坚决不同意。
软的不行就来硬的。这些反动分子就把我爸绑起来吊在了一个窑洞里进行拷打。说，只要他同意跟他们一起叛乱，马上就会把他放了，事成之后还可以得到高官厚禄。
那时，我爸看透了他们这些人虚伪而又反动的本质，横下一条心，任凭他们使尽怎样的办法对待他，我爸就是不同意跟他们叛乱。
正当这几个家伙要对我爸下毒手枪毙他的时候，解放军赶到了呼图壁，史骥、杨新三等同志带领解放军把我爸救了下来。
解放军解除叛乱部队武装，追回其抢劫的财物，归还群众，对死难群众家属进行安抚;对首恶分子进行了惩办。
我爸非常感谢人民解放军的救命之恩，决心跟着党干一辈子革命。从此，他正式接受了党的教育，认识到了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老百姓谋福利的。
在随后的岁月里，我爸一边不断接受党的教育，一边参加了减租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
在工作中，他有机会深入到一线真正了解到了群众的疾苦，认识到了劳苦大众的“穷根"和地主阶级的“富源”，并找到了群众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正确道路。在革命的大熔炉里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思想上进步很快。
解放军进驻新疆后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新疆和保卫新疆，一方面要能打仗，一方面还要能生产，并要做好长期屯垦戍边的准备。
当时，新疆地广人稀，经济相当落后。进疆人民解放军，加上民族军部队和起义部队，共约19.3万人。单靠新疆的民力，要负担供应这支庞大军队，是不可能的。
从遥远的内地各省万里运粮，也非良策。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军队屯田，就地取食。
于是，解放军就变成了与历史上任何军队都不同的“自食其力”的军队。
我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了屯垦戍边并为之奋斗终生的工作。
当时，我爸被安排在了农七师二十团(现在的一二三团)任一营营长，后提升为副团长。
团政委就是带领解放军救了他命的史骥同志，政治处主任是杨新三同志。
我爸就这样投入到火热的屯垦戍边的战斗中。
他们开进的是亘古荒原，一望无际，没有民房，没有帐篷，白草、芦苇、红柳、梭梭柴散落在茫茫的戈壁滩上，野兽出没其间，令人不寒而栗。
面对这种情况，他们首先自己动手挖地窝子、搭草棚，安家后就立即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中。
没办法磨面就煮麦粒、玉米粒充饥，没有蔬菜吃，就以盐水、辣椒面下饭。
没有生产工具，没有坎土曼就用破铜烂铁打，没有扁担、筐子，就想法制作，没有绳子就用芨芨草搓，耕地时马匹不足就用人拉。
天寒地冻，他们一点也不怕，他们死打硬拼，硬是开垦了一大片荒田，修渠引水，不误农时，最后取得了连年粮食大丰收。
后来，我爸被调到了下野地的农七师第一管理处组建新场，也就是现在的一三三团，任副场长。
在这里，我爸和其他同志一起继续不断努力，又开发出了一片新天地。
1956年，上级领导把他派送到了北京农业大学学习经营管理。
1959年，当我爸从北京农业大学学成回来之后，上级领导又把一副重担压在了他身上，即在下野地组建沙门子农场（也就是现在的农八师一三五团），让他任该场场长，也就是沙门子的首任场长。
这里的条件非常艰苦，要什么没什么，农场职工的成份也相当复杂，有进疆解放军、民族军、起义军、战犯等等。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白手起家，屯垦生产，真的很不容易。
当时，我爸想，党组织这么信任我，又把我派出去深造，我一定要好好工作，报答党组织对自己的关怀。就这样，我爸告别了第二个初建的农场，踏上了新的征程。
1959年冬，正值沙门子大漠狐兔角逐，枯草飞逝，朔雪初降之时，我爸带领各路拓荒大军，开往这不毛之地屯垦戍边，第二年就开垦良田8万亩，做到了粮食自给，又一个新的农场诞生了。
团场初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首先要求领导干部要一身正气。
作为沙门子农场的行政一把手，大家都在向他看齐。领导领导就是一要带领，二要指导。这些方面，我爸都做到了。
他从来就不怕苦，哪里有困难，他就会出现在哪里。不管是开荒造田，还是挖渠修坝，盖房子，种地。不管春夏秋冬，再苦再累的活，他都会抢着干。
在这一点上，人们说不出来他一个“不”字。大家从心眼里服，都说他是一个累不垮的人。
我爸和其他领导同志一道，还在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基础上，依照沙门子农场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个又一个制度，并把每一项制度又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
每项制度一经公布，大家就要坚决执行，他更是带头按制度办事，从来就不搞违法乱纪的事情。就连下连队检查工作后就餐，他从来都和连队职工群众一样，排队买饭。
尽管按规定，他可以特殊一些。场里给他配备的六根棍马车，他很少坐。每次外出开展工作，路途遥远的不是骑马就是骑自行车，近的就是徒步行走，只有工作特别需要的时候，他才去乘车。
我爸曾经和杨新三、孙波、姜耀中、修新民、常屏印、路传声、张守勋、张相舜、慈百兴、连森、王云龙、王焕、安登魁、梅自芳、梁恩厚、岳奉恩、宋乃煜、丁寿南、吕钧陶、吕复乾、于慧民、杨登云、王金波、杜绍乐、王连铭、赵德修、狄树高、张连昇、武海泉等师团领导共事过，大家对他评价很高，都说他是一个忠厚的人，敬业的人，值得尊敬的人，喜欢和他相处共事的人。
特殊时期，一些人怀疑我爸是国民党暗藏下来的特务，把他打倒了。他长一身嘴也说不清楚。
曾经带领着解放军解救过他的史骥(后调任农七师政委、兵团副政委)等同志也被打倒了，没人能给他作证了。这期间，我爸因此受尽了迫害，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79年，我爸被彻底平了反，首先被任命为一三五团副参谋长，半年后被任命为一三五团团长，也就是官复原职，回到了他曾经一手创办的这个团场的领导岗位上。
自己被证明不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又官复原职了，我爸决心加倍工作，把耽误的损失夺回来。
为了加快改良土壤治理盐碱地的进度，我爸发动大家齐上阵，去拉沙子往耕地里掺，改变土壤结构，还要积农家肥，增加土壤肥力。
就连我们这些子女也不能闲在家里，必须得和大家一样去拉沙子。
职工们积肥发酵，我爸要检查工作。他的方法很简单，在检查积肥发酵好不好时，他干脆就抓一把放在鼻子上闻一闻。职工们看在眼里，服在心中，无不对他大加赞叹。
我爸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才肯回家，和从前一样，他很少坐车出去。
有一天晚上，当我爸跑完几个连队后，已是人困马乏，走在回家的路上，夜已经很深了，到处漆黑一片。他骑着马深一脚、浅一脚往回赶路。
突然，一不小心连人带马掉进了已经废弃的菜窖里怎么也上不来了。
[if !supportLists]第二天，[endif]团场的干部们没有发现自己团长的身影，家里人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大家都到处寻找，最后终于在那个菜窖里找到了他。
人们把他救上来后，像经历了一次生死离别后的又一次重逢，大家都哽咽泪下......
我爸只管拼命工作，很少关心自己的健康状况。上级领导发现他好像身体上有毛病，让他去看医生，检查检查，但他总是怕耽误工作就搪塞过去了。
可是，我爸的身体不是铁打的，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一检查才知道他得了肝硬化。
他离休后，肝硬化越来越严重，到了后来就大口大口地吐血。
我时常这样想，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我爸只尝了三分，生活的苦涩有三分，他却吃了十分。
1988年3月17日，这是一个我一生最悲痛的日子，也是我一生必须牢记心头的日子，因为这一天，我敬爱的老爸怀着对这个世界的留恋，怀着对他亲手创办的农场的依依不舍，怀着对他的妻儿子女的眷恋走完了他人生的69个春秋，与世长辞了。
我爸去世后，人们万分悲痛，兵团领导刘丙正和农七师、农八师领导，还有许多职工都前往吊唁。
特别是他曾工作和战斗过的一三五团职工更是悲恸欲绝，自发组织了多人为他送葬。
每个人都在挽联上给了他老人家很高的评价，充分肯定了我爸一生对党对人民的贡献。
几十年过去了，我爸仍然被人们提起。
大家说他，“耿直，和蔼，少语，团结人，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和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办实事，助人为乐，办事公道，是个好人”。
作为他的亲人，我感悟更深。我爸他虽然享受副师职待遇，但在他去世的时候却只有3000元存款。
当领导期间没有为任何一个子女(他有二男四女)及其配偶安排过工作。有了好事总是先想着别人，然后才是自家人。
我爸话语不多，但和群众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
团场基层干部职工都说他是一位可亲、可敬的人。
我爸能干、会干，不怕苦、不怕累，更不怕吃亏，又有智慧，他总能把大家伙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形成强大的力量，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在建设新疆、屯垦戍边中，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工作了30多年，平凡中闪烁着他的伟大，细微处展现出他的真诚，关键时表现出他的高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