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垣人把外婆叫嘎婆。

        小时候，我家隔壁的小玲姐姐家的外婆，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见了她老人家都叫她嘎婆，我也这样叫她嘎婆。

        在我的记忆里，我读小学的时候嘎婆已经很老了，象她这样的老婆婆很多都是三寸金莲，但嘎婆不是，她没有被缠脚，因为有一双正常的脚，嘎婆与那些三寸金莲的老婆婆相比，她是幸运的，但她肯定比那些小脚婆婆们付出了更多的辛劳。

      嘎婆个子不高，因为长年劳动背已微驼，她常穿的是青色或白色满襟棉布衣服，脚上穿的是自己做的青布鞋，我常常见她早上拿着木梳子，梳着头上稀疏花白的长头发，织成一根细长的辫子，然后在后脑勺盘成一个结，冬天的时候，梳好头再缠上一条黑色丝帕，那时候花垣的老婆婆都是这样的穿戴。

        嗄婆走路做事不急不慢，常常都是一个人默默地做着她的事情，让我最不能忘记的是嘎婆讲话的声音，轻声细语，柔软的让人听到都感到心痛的语调，我从未见过她和谁大声说话，她轻柔的声音里带着温暖，疼爱，谦卑和善良，和嘎婆这样的老人说话人都会变的温柔，她的外孙们放学回家，嘎婆总是轻柔的，心疼的问一声“崽，饿了没？”

        六十年代初期，粮食匮乏，家家都吃不饱饭，虽然嘎婆的女儿在银行上班，有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但有五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要想个个都吃的饱，穿的好还是有些困难，嘎婆为了不让五个外孙饿着，她自己种菜，养猪，节省开支，补贴家用。

        每到挖红苕的季节，嘎婆背着背篓，拿一把小锄头到别人挖过的红苕地去再刨一遍，捡一些挖漏了的或者是别人不要的挖破的和一些细小的红苕，运气好的时候一天也可以得到半背篓背回来，花垣人把这种捡漏的劳动叫“散”，城里有很多人到什么季节就去城郊散什么，有散红苕的，散包谷的，散谷子的，散茶子的，嘎婆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员。

        有时红苕散得多了，嘎婆就把它打成浆，用一口大缸，像做豆腐那样，缸上面吊两个木棒做成的十字架，再绑上一块大大的正方形白布，舀一瓢红苕浆倒在白布里，再舀几瓢清水，把十字架左上右下地摇晃滤去渣子，缸内的水沉淀几天，倒掉水后就看见白白的淀粉沉在缸底，红苕渣可以用来喂猪，淀粉用来做红苕粉。

        嘎婆会烫红苕粉，她先在灶上烧一锅水，从缸里取一块白色的红苕淀粉，用个钵头加上凉水化成稀稀的淀粉水，等锅里水烧开，然后舀一勺放入一个长方形的铁盘内，摇晃均匀，放在开水上再晃几下，白白的淀粉慢慢地烫熟，变成了乌黑透明的红苕粉了，每当嘎婆烫红苕粉的时候，我们这些等不及吃红苕粉的小孩，一人拿一个碗，一双筷子，一边用筷子敲打着碗，一边围着灶台眼睛盯着锅里，等着嘎婆分发；烫好了的红苕粉，软软滑滑的，放一点酱油，醋，一点油辣椒，再放点葱姜，无须再用其他调料，味道已是好到极致，这样从锅里出来的即食苕粉用小勺子是很难舀起来的，一定得用筷子夹住小心翼翼送到嘴边，慢慢的滑进嘴里，那种味道真的好极了。长大后，吃过各种粉，没有哪一碗粉的味道超过嘎婆那碗红苕粉。

        更多的红苕粉烫好后就凉在长长的竹竿上，等到半干就切成条，再用棕叶扎成一小把，完全干透后就收藏好，这是嘎婆为一家人准备的冬天的好菜品。

        嘎婆每年养一头猪，天天都要打猪菜，经常见嘎婆清早背一个大背笼，拿一把镰刀出门去，下午回来时背篓里鲜嫩嫩的猪菜中插入两截竹竿堆成个小山尖，从背后看，不见嘎婆的背和头，只见两条腿上一个大背篓在吃力的移动。

      嘎婆养猪很用心，猪菜打回来，洗干净，切碎，和一些米糠或红苕渣，煮熟一大锅，再用一个木桶，每餐提大半桶倒在猪圈的食槽里，她一边欣慰地看着猪吧哒吧哒吃食，一边拿着一根细竹竿给猪梳理毛发，猪很享受这个过程，吃饱了就走到它睡觉的地方躺下来，我有时候也学嘎婆的样子，拿一根竹刷条给猪挠痒痒，我一挠，猪就舒服的躺下了，到了年底，嘎婆就有一头大肥猪出栏了。

        大概在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家隔壁的大院要拆了，大院里的人家都搬家了，嘎婆一家搬到银行去了，我们很少见面了，记忆中嘎婆做的红苕粉的味道一直不曾忘记，想起来还会流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