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懒得读全文，这里是总概括：
-- 香港新一届六位高考状元，全部选择攻读医科。香港学生偏科严重。
-- 港大取消了两门基础学科作为主修科，高校如此偏重市场性和实用性，令人惊讶。
-- 对专业人士的偏好，根源于殖民时期的阶层上升史，成为整个城市的价值观。
-- 香港单一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就业环境的畸形，使得大学毕业生涌进了少数几个产业，这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不均衡的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 在此背景下，政府继续依赖市场这“看不见的手”是否依旧可行？
7月12日，香港文凭试DSE（类似于大陆高考）放榜。本年度有6位同学获得了7科5**的好成绩，成为了新一届高考状元。这6位状元，3男3女，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无论男女都选择了攻读医科。
接受传媒采访时，这几位状元纷纷表示：“因为母亲曾患病，希望有能力帮助人”、“希望因为我的存在，帮到世界一点点”，“工作富有挑战性，希望能帮到病人”、“想要协助患病儿童尽快回复”、“社会上有很多很惨的人”、“医生职业有意义且伟大”。
这些愿望听起来很感人，很鸡汤。
事实上，过去五年的高考，有41位状元留港升学，其中过半数选择了医科，其他的也多数选了商科。最夸张的是，两年前的高考出了11位状元，这11位都选择了医科。
1. 香港医科生收入是其他各科平均的三倍
学医需要先读6年学位，再加1年实习，7年以后，才能获聘为驻院医生。但毕业之后就能得到每月5万港币的薪水（下图仅为2015年的数据）。因医生短缺，有的公立医院为了吸引人才，甚至表示，30岁的驻院医生就可以拿到7万元的薪金。若任职私家医院或诊所医生，薪金就更高了。对比普通大学毕业生每月仅仅一万多港币的收入，就可以理解状元们的选择了。
尽管医生不是最高薪职业，不如投资银行家，不如一夜暴富的科技巨子，但却是最稳定、不受周期性影响的高薪职业。
在大陆，医生一样要接受长时间培养，明面上的收入却非常低。患者多，压力大，医患关系撕裂，医生的社会地位逐年下降。在香港，医生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仁心仁术值得尊敬。很多政府高官都有医学背景。
大学选专业，犹如买了四五年后才能行权的期权。当年因为科网股神话纷纷选读电脑工程，结果一毕业就遇到泡沫爆破，找不到工作，教训犹在耳边。世界变化太快，四五年后会如何，太难把握。还是医科最有保障，不仅能医人，还能自医。
每年高考状元们的选科状况都被媒体热炒，因为他们是整个香港高校招生的一个缩影。除了医科以外，法律、精算、商科、建筑测量等都是热门之选。而文史哲、理科、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和艺术等基础学科则少人问津，录取的对象都是第四志愿以及以下的考生，属于冷门课程。
昨天，有个90后小妹妹来找我咨询未来职业发展的方向。她香港科技大学社科类毕业，又去英国读了硕士，目前在英国BBC工作。她觉得传媒收入太低，想转去收入更高的金融行业。她打算再读一个金融学的硕士学位，并开始考CFA牌照。我觉得有些遗憾，多少人梦想就是能进BBC，而且做新闻是多么崇高和有趣的事情。但人各有志。
2. 港大取消了两门基础学科作为主修科
今年五月，香港大学更因为报读人太少，而取消了2018/2019学年的天文学及数学及物理学作为主修科。高等教育如此偏重市场性和实用性，在全世界的其他地区都较为少见。
大学应该是一个追求多元化知识、开阔眼界、构建价值观、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地方，而不是职业教育场所，不应只是教授过于实用的技能。无论是牛津、剑桥、哈佛还是耶鲁，都极为重视本科生的通才教育和人文教育，强调学生要知识广博、善于思辨、观点独特。而培养这样的学生，前提是需要广博的课程体系。比如，在哈佛大学，要求部分专业的本科生，前两年必须在艺术、科学、人文、社会等多个领域都要有必修课程。美国的大学大多数都不设法律和医学的本科课程，常春藤名校也大多没有商科的本科课程，相反文理科和社会科学则占据众多科系。
如今，作为香港最好的综合性大学，居然决定取消如此重要的两门基础学科作为主修课程，这远远违背了高等教育存在的意义和功能。作为校友的艾玛，对此也觉得异常汗颜和无奈。
曾经毕业于港大天文系的香港天文台台长林超英愤怒地说：“港大同其他学校不同，她作为一间多元化的大学，教的课程应该要多元化。如果某些学科可以因为学生少就取消，那不如直接开办炒股学院算啦！”
不仅在本科阶段，这些高考状元等优秀学子们不愿投身于基础学科，香港高校基础学科的研究项目也主要依赖于外来研究生来港深造。以致这些年，大量中国大陆学生来香港攻读研究性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某些基础学科（如物理、化学、数学等）的研究生院，中国大陆学生甚至超过了70%。这引起又一场的陆港矛盾。香港本地学生看到数量众多的大陆学生，便认定大陆学生抢走了他们的学额，殊不知一直是他们自己弃之如敝履。
3. 对专业人士的偏好，根源在于殖民时期的阶层上升历史
香港人如此偏爱医生、律师、精算师、建筑师等专业职位，根源在于英国殖民时代的阶层上升史。
当时华人上升通道狭窄，很难跻身上流社会。华人精英们大多以专业人士的身份服务于洋人。他们纷纷成为了医生、律师、建筑师、会计师、工程师和教师等角色。与其他华人相比，他们有着丰厚的收入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底层华人便以精英们为蓝本努力培养子女。
回归以后，这批精英就成了香港政府搭建政务管理系统的基石。曾经的专业人士步入了政坛，成为了高级官员及政治名流。如贫苦小贩家庭出生的律师黄仁龙，后来担任了律政司司长；如测量师出身的梁振英，后来当了行政长官；如商科出身的梁锦松，担任了财政司司长等等。
“成为专业人士”似乎成了阶级上升的最确定的通道，这一认知早已成了整个城市的价值观，在市民心中根深蒂固，融入了家庭的耳濡目染和学子们自幼受到的各方教诲中。
牛津大学数学系毕业、前大律师林作分享自己当初在律师行的感受。他认为大多数同行并不是对法律真得热爱，而是对地位身份和其他香港人的看法有关。“他觉得做到（律师）就是威（威风），所以他想做。” 他还在facebook上留言说：“只懂得选择做律师和医生的人，也只是思想狭隘的读书机器，难有大的成就。期待尖子懂得跳出框框，对社会真正做出更大的贡献、发挥更大影响而不只是自慰式（masturbatory）地埋头在自己狭窄的专业世界里。”
香港讨论区里，有一对夫妇，他们的孩子今年没能考好，正商量着把自家的房子卖掉，送孩子去英国读法律。“毕竟孩子的未来比什么都重要”。——听着这话有些心酸。
4. 产业结构单一与高校的实用主义形成了恶性循环
高等教育过于偏重专业性和实用性，正在给香港的未来带来更多的隐患。
香港浸会大学商学院院长张仁良曾说，“大学毕业生，包括很多理工科毕业生，都热衷于金融业工作，既是对人才的浪费，也凸显了其它行业发展机会缺乏的无奈”。
香港的产业结构过于集中，以金融业、地产业、旅游服务业和国际贸易为主，制造业和创新科技业等非常薄弱。虽然过往政府也一直努力发展多元化产业，满足港人创业、投资、经营和就业的需要。但产业结构调整受众多因素影响，也不是一日之功。这几年来，收效甚微。
香港单一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就业环境的畸形，使得大学毕业生涌进了少数几个产业，这又进一步恶化了产业不均衡的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自港英政府提出“积极不干预”政策开始，到曾荫权提出的“大市场、小政府”，再到梁振英曾提出政府的“适度有为”，香港政府的经济政策其实一向信奉市场主导，与新加坡、韩国、中国大陆相比，对市场的引导力度实际上非常小。
尤其是中国大陆新兴技术日新月异的对比下，香港在科技领域的创新实在是落后太多。创新科技产业风险大、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不适合中小企业自己搏斗。香港缺少科研技术人才和相关的支援产业，无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在产业结构积劳成疾，高校选科偏科严重的情况下，政府继续依赖市场这“看不见的手”是否依旧可行？而对那些根据钱途来决定志向的高材生们，产业转型过于遥远和模糊。如何引导以后的孩子们树立“个人志趣才是职业成功起点”的道理，应该从基层教育开始培育起。
虽任重且道远，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始于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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