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山河沦落处，也是群星璀璨时
致-《战火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最近刚刚读完《战火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感悟颇深。其中涌入我脑海的一句话就是：“那是山河沦落处，也是群星璀璨时。”
《战火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是美国学者John Israel所著。作者为此书倾注了不少心血，甚至亲自来到中国搜集资料。他说西南联大是中国最伟大的大学之一，他很早就决心为这个存在时间极短，但是故事极其精彩的大学写一部传记。并且在此书的前言中提到“联大精神主要在于学术自由”，这一句话我也十分认同。
西南联大仅有短短8年历史，从1938年5月4日开课，到1946年7月31日结束。在这段时间内培养出了大批的高质人才，如杨振宁，李政道，朱光亚，陈寅恪等等等等。当然除了学生，西南联大更有一个大师云集的教师团队，朱自清，罗常培，罗庸，胡适，闻一多，为文学院教授中的几位代表。陈梦家，江泽涵，陈省身，华罗庚，姜立夫，刘晋年，陈岱孙为算学教授。丁佶，李卓敏，陈序经为经济学教授。当然还有另外的百余名著名的教授们，他们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一群热血沸腾的学生和教授们决定知识救国，他们在漫长却又短暂的8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校舍迁移，器材丢失，物价上涨405倍导致的食不果腹。学生们（女生和体格弱小的男生坐火车和船，体格健壮的男生则步行）一路经过云南，那里是极度营养不良的多发地，他们从长沙穿越湘西，穿越整个贵州，最后到达了昆明，这就是中国教育史上有名的“湘黔滇旅行团”。旅行团里有11个教师，包括闻一多、袁复礼，以及当年的学生们，比如说诗人穆旦、哲学家任继愈，还有很多两院院士，数不清的教授和工程师。整个旅途用时68天，他们终于到达了新校舍。
而新校舍资源匮乏，许多文法学院的课程因为书籍的极度短缺而无法开展，理科的实验室里只有寥寥无几的基础实验器材。这可怎么办？于是各个教授克扣自己本来就紧缺的薪水，把本来可以用于丰富校园或者各种娱乐活动的钱全部集中用于购置实验器材。这样的精神让我们不得不钦佩。
联大更是学术的天堂，只有那样一个狭小和局促的学习环境，却丝毫不减学习的热情。甚至据不完全统计，联大八年共开出课程1600门以上（重复课程不算），比抗战前三校中任何一校都齐全、充实、完备。求知的火焰从这里迸发出去，烧的漫山遍野，烧到了西南联大学生们全部完成他们的使命并且去世为止。甚至在他们去世后，西南联大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读这本书时，不禁感慨当年的教授们都有一股“真精神”。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名文法学院的教授曾说，自己虽在大学中教书，自己的儿女却因为学费短缺而上不起学。而由于吃不饱饭，金岳霖、朱自清等人组成种菜小组并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当种菜组组长所有教授出力，浇水、施肥，丰收时节，一起分享。而理工科教授个出绝招，造酒精，造墨水，造各种各样的基础药剂做实验用，仅仅是为了省下那一点点买墨水的零钱。联大的存在仅有8年，但予后世的深刻影响却是永久的。
或许会有人问，为什么就是这8年的西南联大可以做出如此杰出的贡献？我认为这是因为西南联大虽条件艰苦，但是却集中了清华，南开，北大的最优教资和学生。在后续的录取中更是优中选优，丝毫没有因为战争而降低招生标准。在师资和学生的双重保障下，他们又拥有昆明宽松而开放的政治氛围，不需要担心学术自由，于是他们集中力量，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中，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获得如此大的成就。
我多么艳羡那时候的联大，虽然它诞生在革命的纷繁战火中，但是它也是中国迄今为止，最独立，最包容，胸怀最广阔，最百家争鸣的一所大学。它使我们理解大学的意义，不只是为了应付差事一样的学习，而是学习那份魄力，那份坚韧。我更爱它而不仅是因为它的包容，气魄，和那些有着“真精神”的领袖们或教授们，更是因为那刻在骨子里的联大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之下不放弃对知识的渴望和追寻，支持学术自由和创新的不屈精神，更是在乱世中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救国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