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历程》第五章 摘录总结 06
《十九首》开一代先声，对人生、生命、命运的喟叹与竹林七贤的疏狂、顾恺之“以形写神”的画论，共同标志着“人的觉醒”。这一时期的艺术亦“不再是功利附庸，而是具有自身独立价值”。陆机的《文赋》则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头一回，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采菊东篱下的陶潜终是在诗意田园中定格了最美的魏晋风度。
01 人的主题——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人的觉醒）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转折。分裂格局、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确实空前的。与歌功颂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嵇、阮，书法上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这种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就是人的觉醒。
《古诗十九首》开一代先声，“生年不满百，长话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 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发，生一何早”（曹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心悲”（曹植）。 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 陆机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 刘琨有“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 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 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绪，同一种音调。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悲观、消极的干汉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情感。在“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正因为有这种内容，所谓“人的觉醒”才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这种内容才具备美学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生死的悲伤并不是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深度的积极情感，原因就在这里。
《世说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佛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这正式当时这个阶级的审美理想和趣味。
“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作为美学理论和艺术原则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来并影响久远，是毫不偶然了。所谓气韵生动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而不是外在环境、事件、形状、姿态如何铺张描述（两汉艺术恰恰是这样）。以形写神也是这个意思，顾恺之说“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说，“传神”要靠人的眼睛，而不是靠人的形体或在干什么。这种追求人的“气韵”和“风神”的美学趣味和标准，与《世说新语》中人物的品评如出一辙，与魏晋玄学对思辨智慧的要求完全一致，它们共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02 文的自觉——为艺术而艺术
在汉代，文学只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都处于俳优蓄之的地位。此时，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价值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被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的。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撰，都是前所未有的现象。他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新盖的突出特征。
陆机《文赋》有对文体的区划和对文思的描述。对创作类别特别对创作心理如此专门的描述和探讨，这大概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头一回。它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钟嵘的《诗品》对近代诗人做了艺术品评，再次把吟咏情性（内容）和诗（形式）和经世致用的经术儒学从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但专题研究了像风骨、神思、隐秀、情采、时序等等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而且把诗文的缘起联系到周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
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并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特别是绘画和书法，同样从魏晋开始，表现着这个自觉。他们同样展现为讲究、研讨、注重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谢赫总结的“六法”、“气韵生动”之后便是“骨法用笔”（线条表现）比“应物象形”（再现对象）、随类赋彩（赋予色彩）、“经营位置”（空间构图）、“传移模写”（模拟仿制）居于远为重要的地位。康德曾说，线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中国古代相当懂得这一点，线的艺术（画）正如抒情文学（诗）一样，是中国文艺最为发达和最富民族特征的，他们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
书法是把“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有。这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样、丰富、错综而变化。陆机的《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鸭头丸》诸帖，是今天可看到的珍品遗迹。他们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风神状貌，“情驰神纵、超逸优游”，“力驱万夫，韵高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横生”，丛书法上表现出来的仍然主要是那种飄俊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甚至在随后的石碑石雕上，也有这种不同于两汉的神清气朗的风貌反映。
03 魏晋风度——阮籍与陶潜
魏晋历史时期的特征之一是频繁的改朝换代。皇室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残酷，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旋涡，名士们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裴頠（wěi）……这些当时第一流的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杀戮害死的。
“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得”，留下来的总是这种痛苦悲哀的故事。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产生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去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惧和烦忧。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阮籍就是这类典范。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隐晦之至。现实逼得他低下头来，应付环境，以保全性命，大醉六十日拒不联姻。实际上却包含了欲写又不能写的巨大痛苦和矛盾。“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便是一再出现在笔下的诗句，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疼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没有人像阮籍写的这样深沉美丽。正是这一点，使得所谓魏晋风度和人的主题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内容。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了解，才能更多地发现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之所在。
陶潜是另一人格化的理想代表。陶潜与阮籍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他没有阮籍那么高的阀阅地位，也没有那样身不由己地卷进最高层的斗争漩涡。由于身份、地位、近况、遭遇的不同，陶潜的政治感叹不可能有阮籍那么尖锐沉重，但它仍是使陶潜逃避“诚足贵”的“荣华”，宁肯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但也只有他真正做到了退避，宁愿归根田园，蔑视功名利禄，追求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而累己”的生活，所以也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是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的得到了安息。他把自《十九首》依赖的人的觉醒提高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霭霭停云，濛濛时雨”“倾耳无希声，在目皓已洁”“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春雨冬雪，辽阔平原，再普通的景色在这里都充满了生命和情谊。这种真实、平凡而不可及的美，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却只有通过具有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
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他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应该说，不是建安七子，不是何晏、王弼，不是刘琨、郭璞，不是二王、颜、谢，而是他们两个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