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药箱
父亲的药箱是旧铁皮的，边角被岁月磨出了毛边，锁扣上还挂着半截生锈的铜链。我总记得他背着这只药箱出门的样子，不论清晨还是深夜，只要村口的狗一叫，他准会抓起药箱就往外走。那只箱子里装着酒精棉、纱布和各种瓶装药片，也装着方圆百里乡亲们的信任，一背就是五十五年。
十九岁那年，父亲拜在李荣太先生门下学医。先生要求严苛，药材的炮制、脉象的分辨都要手把手教，父亲总说自己笨，便把先生的话全记在小本子上，夜里就着煤油灯反复看。有次先生让他分辨“麦冬”和“天冬”，他怕记混，竟在院子里种了两株，天天观察叶片纹路和根茎形状，直到闭着眼睛都能摸出差别。后来他到卫校学习，每次放假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先生家汇报功课，再帮着给乡亲们号脉，先生常对人说：“这孩子心细，能当好医生。”
成为赤脚医生后，父亲的药箱就成了“移动诊所”。有年冬天，邻村的张奶奶半夜突发哮喘，家里人顶着风雪来敲门。父亲二话不说，裹上棉袄就往外走，我追着他要拿手电筒，却见他已经踩着积雪出了门。那夜雪下得紧，他深一脚浅一脚走了三里路，到张奶奶家时，眉毛和胡子都结了冰。他顾不上擦，立刻给张奶奶扎针、配药，直到天快亮时，张奶奶的呼吸才平稳下来。后来张奶奶要给钱，父亲却摆了摆手：“您老身体好就行，钱的事不急。”这话他说了无数次，账本上记满了“王大爷赊药五毛”“李婶取感冒药两盒”，那些账大多成了死账，他却从不在意，反而常说：“人家要是有钱，也不会赊着。” 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村东头的留守儿童小宇看病。小宇父母在外打工，跟着奶奶过，有次发烧到三十九度，奶奶急得直哭。父亲去了后，先给小宇物理降温，又开了退烧药，临走时还留下五十块钱，说让孩子买点营养品。后来小宇痊愈了，奶奶拿着鸡蛋来谢他，他坚决不收，反而笑着说：“孩子没事就好，以后有不舒服，随时叫我。”直到父亲查出结肠癌，小宇还特意从外地赶回来，趴在病床前哭着说：“叔爷，您以前总说我壮实，怎么自己就倒下了呢？”
古稀之年的父亲，其实早该歇着了。可他总说“乡亲们找我习惯了”，依旧每天坐在诊室里，给人号脉、开方。直到那天，他正在给一位老人量血压，突然觉得腹痛难忍，才被我们强行送进医院。查出结肠癌的那天，他躺在病床上，第一句话竟是：“诊室里还有几位患者等着，你们帮我跟他们说声抱歉。”我听着这话，眼泪止不住地流——他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却忘了自己也是个需要照顾的老人。
父亲走后，我整理他的药箱，发现里面除了药品，还有一本泛黄的笔记本。翻开一看，里面记满了乡亲们的病情：“刘家村，李大娘，高血压，忌辛辣”“王家洼，王小柱，小儿积食，食疗方”……最后一页，是他生病后写的，字迹已经有些潦草：“若有患者来寻，可推荐去镇医院，切莫耽误病情。”
如今每次路过村口的诊室，我总觉得父亲还坐在里面，戴着老花镜，认真地给人号脉。夜里睡不着时，我会想起他背着药箱出门的背影，想起他说“医者仁心”时的坚定眼神。我知道，父亲没有离开，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守护着他热爱的这片土地和乡亲们。那些被他治愈过的人，那些他帮过的忙，都会像种子一样，在岁月里生根发芽，成为我们心里永远的念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