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 商人、银行家、官僚的本性贪婪
北宋土地兼并的现象很像西汉末年的“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人在利用各种制度漏洞和自身权势，夺得创业的第一桶金后，开始将财富转移为土地。商人和银行家利用盐引茶引的盐茶销售权，从国家的财政中狠捞一笔。然后将资金投入到土地，把持住农业生产的最关键资源。仅仅是跑腿来赚取几份盐茶引的获利模式并不稳固，容易被国家政策强烈打击。当商人、银行家、官僚把持了土地，就把持了国家之本——农业生产，因此他们的势力得到极大扩张，手中的斗争筹码得到加强。由此便更加助长了他们从国家财政中获利的强烈程度，像是国家的蛀虫一般，吸光国家的精血。正是由于土地兼并导致了这一趋势难以逆转，只能朝着坏结果发展。因此说“土地兼并”问题的国家的癌细胞。
信用是金融货币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信用崩塌则体系崩塌。北宋的信用体系先是在几家大商家手中，商人无利不起早，用信用换取利益简直是一本万利，人本来就是如此贪婪的，你又能把商人怎么样呢。即使后期由北宋官方承担信用，然而这种信用体系还是缺少了很多的制度规范，导致不管是内部因素，国家政策因素还是外部因素，都可能将信用摧毁。人如此贪婪，以人和生产关系为主体的国家也是贪婪的。
虽说司马光在史学上成就极高，但他对于君子和小人的论点我是不敢苟同的。他的为官处事我也是不认同的。王安石本可以和商人、银行家、官僚同流，一起做国家的蛀虫，中饱私囊。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心里是怀着国家利益的，而不是少数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或者自身的利益。所以他锐意改革。奈何旧势力根基稳固，王安石不是商鞅，宋神宗也不是嬴渠梁，改革如楼遗憾老树。守旧势力终将复辟。苏轼在其中很有意思，当王安石要改革时，他心里的守旧思想占据上风，也可能是王安石的改革也触动到了苏轼的利益，所以他坚定站边司马光。当王安石下台，司马光得势是时候，苏轼反倒怀念起王安石的改革了，他好像明白了王安石的用心，洞察到了国家的问题，因此坚定站边王安石。结果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他的仕途都是不顺的，只能在谪贬的路上吟诗作词。
在畸形的货币体制和国家体内的癌细胞作用下，利益受到压榨最大的，当属农民。农民在土地兼并中失去土地，在通货膨胀中失去金钱，在苛捐杂税中难以生存。而国家财政其次，盐茶的巨大利益被商人、银行家、官僚巧取豪夺，税收低微，战事连连，军费高涨。而这两者所亏的财富，都流向了商人、银行家和官僚。最终，最受压榨的农民揭竿而起，反抗不公的国家。国家是无能受害者，已是大厦将倾。最终，这种失败的体制，被北方政权击溃。
为什么会导致在北宋初年运行良好的经济模式，到了后期就会由盛转衰？可以归结为时代环境。赵匡胤刚刚打下的天下，自然要发展农业，鼓励开荒，发展商品经济，增强经济活力。因此北宋初年奉行经济的自由主义，有点像汉初的文景之治，吸收了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可是经济的运行终究是不能靠看不见的手一手掌握，总是会出问题的，1929的经济大萧条就说明了这一点。政府对经济活动要有一定的把持能力。人性的适度贪婪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无节制的贪婪则会毁了整个经济模式，所谓过犹不及。可以说，北宋最后衰败的诱因，正是在北宋还未全盛的时期就种下的。也就是我说的，走向盛世的途中可能种下失败的诱因。
所以要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北宋的经济制度只有在初年有根本性的改革，适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形势，后来基本延续这个体制。守旧才是问题所在，所谓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一代的经济模式只能保一代的经济增长。整个体制的改革应该要随着时代的变动而逐步推进，即所谓新形势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同样的体制，初年没问题，后期就会麻烦丛生。矢志不渝地推进改革，不断适应新的形势，才不会让顽固势力顽强到无法根除的地步，与时俱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时间作为横坐标，经济发展最为纵坐标，经济体制作为斜率，有了最初的斜率，经济发展了，改变了斜率，斜率不断适应经济发展的走势，才能是经济有稳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