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鲁迅先生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感受颇深。
首先，鲁迅先生对史书真假的态度耐人寻味。书上是这么说的：
“……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
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史官无论多么正直，总也会有所偏心，对本朝的人当然会想得好一点，也会笔下留情，并且生活在同一个朝代，也能够更加互相理解，毕竟是自家人，如果针砭得太过认真，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贬低，况且还可能受到同朝统治阶级的压力，不得不往好的方面写；而写不同朝代的人就不一样了，谁还管你怎么写呢，真实一点又有何妨？写得坏一点也不是不可以，说不定统治阶级还希望你把他们写得坏一点呢。
还有，论述古人信奉礼教的真假，也看得很透彻。
“……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比喻很生动形象，让人看了就懂。
让我对历史又有了新的看法。以前，就很喜欢看历史，觉得古人都过的很精彩，无论是刀枪棍棒、剑拔弩张，还是头悬梁锥刺股，抑或唐诗宋词，都很吸引我。但喜欢归喜欢，确从未想过去思考古人这些动作后面的深意，也没有想过要去揣摩古人的精神世界，只是觉得历史就是先人演绎的一则则故事罢了。
想来觉得很惭愧，归根结底是没有用心。书读的再多，历史了解的再详尽，如果没有用心，又能有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