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祖
如果说，世界范围内描写女性的小说那几本最好，那我毫不犹豫的推荐《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洛丽塔》《呼啸山庄》《嘉利妹妹》《乱世佳人》。
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男作家把女主人公写得非常好；女作家把男主人公写得非常好。如果这个不成文的悖论成立，那也是揭示小说的密码之一。一本小说核心控制力——高度和深度的把握，不但取决于作家对题材的把握和掌控，更需要一个好的切入点来展开事件的叙述。显然，福楼拜做得最好，也更高明。
正如略萨说的那样，不是说那些东西不能进入小说的视野，而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略萨其实说的就是小说写作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说作家对一个材料的处理方式，以什么样的方式导入，寻找一个最佳结合点，这就是对小说结构谋篇布局的把握和立意高度。福楼拜做到了，而且做得最好。他是因为福楼拜不但写了《包法利夫人》，更重要的是还写了《情感教育 》等其他作品。但他的作品，最有意义的是对小说技巧的拓展，我称之为“小说的革命精神”。
在这之前，欧洲的小说不是“流浪汉”小说，就是“惊险”小说和“书信体”小说，以及“传记”小说。譬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菲尔丁的《汤姆·琼斯历险记》和马克·吐温的“历险”小说。还有康拉德的《水仙号上的黑家伙》，麦尔维尔的《白鲸》，还有查理森的书信体小说和斯特恩和狄德罗的传记小说，莫不如此。我不是说这些小说不好，小说没有一个正统的地位。也就是说，小说在福楼拜那里，得到了应有的回归和地位。米兰·昆德拉说，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赶上了诗歌。我深以为然。福楼拜是“描写”了一个故事，而且这个叙事方式独特，《包法利夫人》中把一个女性的命运描写得淋漓尽致，挥洒自如。我认为，他甚至比托尔斯泰处理安娜的死亡更为巧妙。
在托尔斯泰眼里，同时代的法国作家只有雨果、福楼拜、莫泊桑，能入他的法眼，其他的作家他都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不是托尔斯泰有多挑剔，而是说托尔斯泰独具慧眼，清醒地认识到了那个时代小说家们的素质和修养，以及作家对社会的责任和态度，和通过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来演绎对生活的把握和尺度。
福楼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同庚属蛇的杰出作家，可谓对小说的态度严肃认真，殚精竭虑；艺术技巧上勇于创新，付诸实践，心心相印。福楼拜的阅历几乎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动荡时代，因此他需要思考，他需要创作，他需要呼唤，叫醒同时代的梦中人。
福楼拜开创了小说创作的方法，即不可模仿性。福楼拜是不可模仿的。虽然他有大批的追随者，却没有模仿者。天才的特征在于对于一切人意味着一切，不同的读者在福楼拜那里，看到了不同的视角和收获，具有了多面性的“多维立体”效果。他不做小说的奴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格调”，这个格调就是小说叙事时，作家的隐秘性，作家和小说中的人物始终保持一段距离。
福楼拜说过，我希望我的创作中做到不爱不恨，不怜悯不愤怒。至于同情那就不同了——。这些话告诉我们，小说家的自己和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旦混为一体，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我是拒绝以“我”作为主人公，来叙述事件的，这个我正在尝试新的文本）。小说与作家的经历相同，那就写与自己相似经历的自传体色彩的作品。这就是作家与主人公的距离和亲密度，写作时秘密交流，共谋和合作。写作中合作时的写作的快感，达到协调统一。最后，使读者破译小说的密码，他要求叙述者与读者共同努力，达到完全的一致，共同“蓄意谋害读者”，使读者心灵发生改变和困惑的诱惑，亦即作家的艺术观——小说的精神。
可是，大多数小说家像跳蚤一样，跳出了自己的舞台，跳到了小说中主人公的舞台，充当了小丑的角色。小说家应该是西方马术比赛中的赛马者，让马的技能和水平充分的发挥，最后得奖的是小说家的赛马者，而不是马本身。如果配合不好，赛马者就充当了马的角色，是自己在赛跑。掌握了这个叙事技巧，那么小说就变成了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小说家就变成了上帝。那些囫囵囵怪石嶙峋的大山和奔腾的江河就是大自然的造化，亦即小说本身，作为雕塑家的大自然就是作家本人。
真正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这个“现实”是根植在读者心灵的种子，一旦发芽，它就会开花结果。这个底线一旦穿破，小说的美感就大打折扣，小说的原动力就失去了“发动机”的效应，作品的感染力就大大减弱，读者的感受力也就微弱甚微。从而，导致小说的市场和畅销，分不出优劣，分不出高低。你看到的是大狗也叫，小狗也叫，分辨不出到底哪个狗叫得更好，哪个更妙。我同样认为，这就是小说家的道德和小说的道德的区别所在。
小说家的操守规则，就是小说家始终遵守自己的“小说道德和信仰”，这不仅需要深厚的生活阅历和积累，还需要掌控和驾驭小说要素的想象力，这就是小说的技巧。我们需要串起佛珠的那根链子，最后还要缝合的天衣无缝，更需要艺术天分和巧妙的画笔来渲染，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其他的艺术也一样，作品就代表了作家本人，作家是依靠作品而成名的，不是自己多么优秀，使作品出名。那样，作家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演说家了，而不是优秀的小说家。
在爱玛身上，通过婚姻、爱情、道德、伦理、人情，甚至法律，把一个有激情、有欲望、有爱有恨的女人沦为无知的境地。一个堕落女人身上的痛苦、忧伤、怜悯、悲观在小说为载体的画面上展开了，她是血淋淋的“包法利夫人”。 通过一个女人与周围的男人往来，将一个女人迷惘的灵魂刻画得入木三分，他似乎成了网中的蜘蛛一样，不能自拔。自己无法也不可能呼吸到外界的新鲜空气，导致营养不良，从而病态化的生存，任人宰割，直到死亡。画出了那个时代一个女人蜕变的心理历程，以及时代的道德嘴脸和面谱，道出了时代本质的丑恶和罪行，是一部反面教育人类的“邪恶的教科书”。
《包法利夫人》的出版，无疑给法国乃至世界文坛吹了一个清新之风，是一场小说的革命，也是捍卫小说尊严的有力匕首，他是横空出世是不朽的。另一个就是《包法利夫人》的副标题——外省风俗，我思考了多年，多年之后的解释就是“外省”——是不是揭示了整个法国笼罩的阴影；风俗，带有普遍性和不可替代性，还表现一种当时法国的气息和政党气候的雾霾，他像遍地的垃圾一样吞噬着每个人的心灵。除此之外，他的《情感教育》也是一次写作突破和挑战，他的写法就和《包法利夫人》不同，你只能领悟其中的奥妙，简直妙不可言。福楼拜追求小说的多样性和拓展度，对后世小说的道路开创了新的领域，他是一个创新的标杆，值得每一个小说家思考和借鉴。
真正的艺术家只表达作家的心灵，与读者和观众无关。有时曲高和寡，有时可能达到孤立无助的地步。但这一切是一切小说家所不愿看到的，他也是小说家的悲哀，或许在他死后的几十年或几百年后被挖掘，那是时代的悲哀，而不是一个完美艺术家的悲哀。
福楼拜说，一个人对一件事感受得越少，他就越可能按它真正的样子去表达它。我想，所有的作者都应是客观的，独立而存在于文本之外的，这就是写作技巧中作家探索的奥妙和本质；也是福楼拜对小说的反抗和革命，更是他不朽的遗产。这种“从外及里”的写作困惑，波及到了后来的小说《一颗简单的心》和《布法与白居榭》。尤其后者小说的写法，他回归了传统，涉及了社会的各个学科，包罗万象，使描述对象更加复杂和深奥，甚至加上了晦涩难懂的哲学，小说具有了“怀疑主义”色彩。这种质疑和批判导入了最隐秘的核心——法律。因此，他的追随者亨利·詹姆斯就沿用了他的思路和技巧，但詹姆斯没有“复制”，而是在此基础上复合添加了自己的独特思想和艺术视角，成了后现代主义杰出的代表。同时，他也为福克纳和海明威植入了有活力的新的小说元素。
福楼拜的思考说明，小说的写作仅仅靠“表述”还远远不够，还得“描述”。至于小说是不是“故事”，那是我在下一篇文章里所要解决和讨论的的问题。
作于二0一五年二月十一日凌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