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半，教室里只坐着两个学生。空调坏了第三天，老板说“心静自然凉”。我握着只剩半截的粉笔，在黑板上反复讲解同一道题，声音在空旷的教室里显得单薄又疲惫。
老板推门进来，不是看学生，是检查电表。他围着教室转了一圈，最后停在开关前，关掉了两盏灯。“这两盏够用了，要节约。”
我捏着粉笔，粉灰簌簌落在指尖。忽然想起入职时他说这里“前景广阔”，如今才明白，广阔的是他画饼的想象力，狭小的是这间教室，以及我卡在两千五不到的工资条。
下课送走学生，我独自擦着黑板。抹布划过密密麻麻的板书，像擦掉一整天徒劳的循环。玻璃窗外，城市的霓虹亮得张扬。那些光好像都属于别人——属于有学生爆满的机构，属于不发馊鸡汤的老板，属于不必为下月房租揪心的年轻人。
而我，只是被困在这个连灯光都要计较的角落里，用最贵的青春，换着最便宜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