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童年三
我生长在一个小资本家的家庭，父亲叫吴殿文，开了一家小米店叫“义昌米号”，雇工二人，那时叫“学生意”，一个叫金富，一个叫银昌，都是老乡介绍来的，一金一银倒是蛮吉利的。
父亲原来的老家在江苏省启东吕四渔港，祖上是渔场老板，家里有好多条渔船，因为吃鸦片、打官司败了家。父亲上有两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因为重男轻女，二个妹妹都送了人。解放以后，因为小的妹妹经常在上海“跑单帮”才认到了哥哥，这才知道小妹妹叫杨淑英，大妹妹叫张历英，都生活在江苏省海门县。
父亲解放前祖上败落后就流浪到了海门，他白天讨饭，晚上就睡在城隍庙门口的屋檐下，后经老乡介绍，到上海米行学生意，三年学徒期满，就成了家，但原配章氏生了个儿子和女儿没几年就因病去世了，后来父亲又娶了一房妻子，以前叫作填房，就是我的养母马杏花。养母原在上海香烟厂做工，经常受到‘那魔混’的欺竣（那魔混是工人对监工头总称）。参加过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阶级顾正红领导的“五卅”运动的罢工和游行，工人运动失败以后就不在工厂上班了，但上班时还是积攒了一点钱，据说父亲开的米店都是她出的钱。
在解放前开店铺做生意也是很艰难的，不但要受到地方黑势力的剥夺，还有在日本人统治下的上海，米店行业更是受到特别限制。听父亲讲，他也被日本人抓去坐了好几天牢，险些丢命。因为大米要从苏州、无锡进货，日本人就说父亲跟新四军有联系，后来由同业会出面，化了好些钱才保了出来。有一次，半夜里，可能是什么帮会，撬开了我家米店的后门，门外停了一排黄包车，把米袋往车上装，父亲发现后追了上去，可见到他们人多，手上都有家伙，也就不敢再追，只能保命作罢了。这一次损失更是惨重，父亲却只能亡羊补牢，用厚铁皮把后门全部封了起来。
父亲前妻章氏生过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叫吴世章，据说很聪明，在学校功课特别好，在浦东洋泾中学读书，还参加了童子军，回回考试都是名列前茅，如落前三名榜，父亲就不会有好颜色给他看。因为父亲喜爱京剧，请了先生教他唱戏，他六、七岁时就上台唱戏，演的是老生戏《借东风》，《打渔杀家》，当时在上海小有名气，《上海申报》称他为“神童吴世章”，也许是太聪明的孩儿命不长，他十六岁就得了肺病，以前叫痨病，无法医治。父亲说儿子的死主要是当时的医疗不发达，二是自己管教太严，三是名字取得不吉利，吴世章，“世章”即死葬。父亲对这个儿子的死一直耿耿于怀，我看到过父亲保留下的世章哥哥的一些遗物，有学校的作业本、习字本、和“童子军”的领带及佩剑。
父亲原是信佛的，儿子生病时他天天在佛祖前烧香祷告，仍是保不了儿子这条命，听说父亲还有一个女儿，她和世章谁大谁小，谁先去世我都不清楚，只听说也是因“痨病”死的。妻子儿女都过世后，父亲再不信佛，把佛像从家里请了出去。
养母嫁过来时带来了她的母亲，我唤她阿奶，还有比我大九岁的姐姐马林娣，比我大三岁的哥哥马继宗。以前是叫“拖油瓶”的。其实马林娣和马继宗都不是母亲亲生的，可能是因为养母不能生育，以前就领养了的。父亲心里并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当亲生的一儿一女死了后，父亲就总说自已没有儿子了，总想娶个小老婆生个自己的儿子，这在母亲这里是绝对通不过的，于是母亲设法把父亲的小妹妹杨淑英的儿子，小名叫宝宝的过继过来，取名叫吴立民，比我大两岁，但父亲还是认为这是妹妹的儿子，并不是自己的，所以母亲又说服他到孤儿院去领养一个。据说在孤儿院里一个一个小孩看了很久，比较下来认为我最漂亮，才选中了我。但海兴路一号开“老虎灶”茶馆店的韩家，就是我小时候的朋友宝根的妈妈，却说我是日本女人生的。日本人是在1945年宣布投降，到1946年才逐步撒离上海的，日本国规定日本女人在中国生的小孩一律不准带回日本，说是为了保证他们民族的纯洁性，当时很多日本女人的小孩被遗弃在孤儿院里。因为我是1944年7月出生的，所以这个说法似乎也有一些依据。
父母领养我时我才三岁，为我取名时还隆重地请了阴阳先生，算我命中五行缺土，所以名字里要加上土，就叫培基，大名吴培基。领养我以后，因有前车之鉴，再也不让我学唱京戏了。我因为是米店老板的儿子，当时叫做小开，我记得小时候穿着长衫，马褂。父亲也是长衫、马褂。在那时长衫是先生、帐房穿的，一般打工的只能穿短衣的。我稍大点就穿上夹克衫了。父亲自从有了自已领养的儿子，就会带上我去参加一些婚宴和同业的会面。我家北边“德泰兴米行”的老板有一次特地带我到上海“大世界”去玩，还看了“哈哈镜”、看戏、看杂枝、看电影。在“大世界”里什么玩的、吃的都有，只要进了大门，就可以在里面随便玩。
姐姐因为是老大，所以也是最辛苦，要带领我们几个小的，还要洗衣、洗菜，弄得不好还要挨骂，不过她由住在吴家弄那里的小姐妺介绍，十七岁时就结婚了，因为姐住在吴家弄周围的小姐妺大都是苏北人，而且嫁的对象都是在船上做的。港务局是做内河航运的，航南京、九江、汉口、重庆一线。海运局是做沿海航运的，航宁波、青岛、厦门一线。姐姐的对象是四川人，叫程海全，文盲。是上海海运局“民主三号”轮，俗称“宁波轮船”上的水手。当时父亲知道后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解放以后，我家的成份是资产阶级小业主，能够找到一个工人阶级身份的女婿当然是很满意了，而且还是一个党员呢。父亲很高兴，就把吴家弄的房子给了姐姐。
姐姐结婚后不久就生了个儿子，那可是个宝贝疙瘩，因为出生在农历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生日那天，所以，父亲给他取名叫程玉生，从此我有了个外甥。不过，自从有了这个宝贝，外公外婆爱得比亲生儿子还要亲，我在家里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记得姐姐生玉生的时候，正巧有一只老鼠吱吱吱的叫得很历害，我随着叫声找到了老鼠，是在菜厨的抽屉里，尾巴还露在外面，我用力抓住了老鼠的尾巴，又叫阿奶拿来了老虎钳子，夹住了老鼠的尾巴，松开了手，刚把抽屉拉开一点，却不料它回过头来在我手上咬了一口，我忍着痛，坚决不松手，终于将老鼠消灭。我很开心姐姐生了儿子，我当上了舅老爷。
我父母自从有了这个外甥，天天逗着他，不知有多高兴，又是抱，又是亲，走到哪里都带着他，比我这个儿子还要宝贝，要什么有什么，待遇比我好多了。
那时，我和两个哥哥在一个学校读书。马继宗、吴立民经常逃学，我也跟着逃，马继宗身高马大，人家都叫他憨大，很会打架，三兄弟结成一伙，经常闯祸，还在学校里的乒乓球桌子上摆擂台。有一次打擂台我从乒乓球台上摔下来，下巴上摔了个口子，出了很多血，以后还永久留下了一个疤痕。弟兄们顽得出奇。还在人家马桶里放鞭炮，把人家的马捅炸得四分五裂。哪里有打架的，就由马继宗出面，……父亲觉得三兄弟再也不能在一起了，就给我们转学，于是三个人分了三个学校。
父亲最不喜欢马继宗了，他经常逃学、打架，读书总是不及格，还钉了个木箱子出去擦皮鞋，有时还会偷鸡摸狗，父亲觉得把他的脸都丢光了，所以在他十三，四岁时父亲把他送去劳动教养了。以后，听姐说，他在安微一个煤矿工作，大概在1972年时回来找过姐一次，但父亲还是不认他。继宗只留给姐姐一张他的照片就黯然地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二哥吴立民在上海的时间不长，在上海时经常要找妈妈，我只记得有一次他要我同他一起去找妈妈，瞒了家里，坐了市轮渡从浦东到浦西，走了很久才找到一家南货店，宝宝说他妈妈会在这里，可是却不在。那家人留下我们吃饭，吃苹果。这个苹果是我一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苹果，沙沙的.沒有一点甜味.大概是放了太久的缘故。第二天回家，父亲拿起鸡毛掸子正要往下打，却把电灯泡打坏了，我吓得连忙逃之夭夭，宝宝却还在那里哭。姐姐说最我滑头，“门槛精”。不久，宝宝就离开上海回到他妈妈那里去了。
姐夫的轮船是往返于上海——宁波的客船，两天一个来回，回来一次总会带来一些船上的小菜，品种还很丰富，其实是船上卖剩下来的的客饭菜，分给家里人吃，比较家里吃的要好多了。他还会拿一些船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家，比如尼龙绳子、老虎钳子、机油、凡士林之类的东西。反正我总觉得这个党员相当糟糕。有一次，他拿了一桶甘油和一卷铜管回家，正值全上海都在搞“反贪污浪费”运动，吓得他连夜叫儿子坐船，把东西寄存到江苏省海门乡下我大姑妈家里，一年以后，等到风声过去，又让他儿子从海门把铜管拿回上海。可能是当废旧物资卖掉了。
阿奶去世后，吴家弄一号上有个空余的阁楼租给了一个理发的苏北女人住，不久姐夫就和这个女人勾搭上了。一天，给姐姐抓了个现形，姐夫居然还理直气壮提出要和姐离婚，把父亲气得指着他大骂，说要告发到他的单位上去，让他的党员都当不成，这下，他才怕了，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最后姐姐把这个女人从家里赶了出去。
有其父必有其子，几年之后，他儿子程玉生是吃喝嫖赌、吭蒙拐骗样样精通，因犯偷窃罪，二十多岁就锒铛入狱。释放后，分配到崇明新海农场工作，不久又是旧病复发，在公交车上做扒手，来了一个“二进宫”。那时我已经在江西工作了，我探亲回来时，父亲还叫我到大丰劳改农场去探视他，给他送东西去。我不愿意去，心里想：还不是都给你们宠的，在里面劳动改造了还给他送钱，送东西，送香烟，这不是在爱他，而是害他。
姐姐的次子程建生，初中文化，本来好好的在一个制药厂里工作，又成了家生了子，可也学得吃喝嫖赌，好吃懒做。在我姐姐病逝时，以为他母亲办丧事之名，向厂里借钱，借来的钱却去赌博，输得精光。四十多岁时还和自己的私生女搞得乱七八糟。他这个私生女噱头可大了，坑蒙拐骗都上档次，说刘德华是她大哥，甚至还骗走了老三程建国几十万元，最后被判了八年徒刑。程建生自己也落得妻离子散的下场，连十二岁的儿子都骂他是“畜牲”，至今和父亲不相往来。
三子程建国小学文化，通过他父亲的关系，在市轮渡公司上班，其实就是船靠码头时套个绳，开个门这样的工作。这也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我曾告诫他要学点技术，不然会被社会淘汰的，他却说他们的单位是铁饭碗。后来黄浦江上相继建起了南浦大桥、杨浦大桥，过江渡轮渐渐退出黄浦江，“铁饭碗”真的被淘汰了，没有技术的都下了岗。下岗后急着想做生意发大财，却被自己哥哥的私生女骗走了几十万。
四子程建明高中毕业，算是他们家的高材生。顶替他父亲，在远洋轮上烧饭，本来在四个兄弟中算是最好的，但为了兄弟情义，帮三哥还债而瞒着老婆卖掉了家里的红木床、红木衣柜，老婆气得带着孩子离了家，老四就也成了孤家寡人。
姐夫工资较高，他曾经对我说过，他一个人的工资要抵我十个人还要多，可都用在他们四兄弟身上还是不够。而且他还有怜花惜玉的嗜好，手头当然紧了，不捞点外快怎么行。姐姐为四个不争气的儿子操劳过度，五十八岁就去世了。姐夫在姐去世前就找好了下家，可怜姐姐尸骨未寒，新妻就已迎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