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现代历史中，一些最闪耀的时刻也与物质世界的节奏脱不了干系。12世纪的文艺复兴、15世纪的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无一例外。在所有备受煎熬的时代，那些最黑暗的趋势，即被认为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包括暴力蔓延、毒品泛滥以及家庭崩坏等，都与价格动态息息相关，或者说，与价格所体现的动态息息相关。
第一次价格革命发生在中世纪，货币供给在这个时候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同时由于人口稳定持续的发展，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一路呈现出走高的趋势。中世纪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在于人口出生率的提高，而不是死亡率的下降。在一段相当长的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之后，全欧洲的女性普遍早婚，并且想要更多的孩子。由此引发了中世纪的一次婴儿潮，从12世纪开始，一直延续了许多年。这次中世纪婴儿潮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后果。它改变了人口的年龄结构。随着它的持续发酵，人口中出现了更大比例的需要抚养的儿童。风华正茂、年富力强的成年人则相对较少。同一时间，人们需要更多食物、燃料、住房和土地。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激增，超过供给方能达到的增长速度。于是，物价无可避免地一路上涨。
同时，经济学家们发展，不同类型的商品价格增长并不同步，农业商品随着国王颁发市集的数量上呈现增长，这时交易的商品还是生活必需品。而工业产品则随着生活的稳定，进一步飞速发展，被一部分历史学家称为“13世纪工业革命”。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对货币体系影响巨大。市场扩张加快了货币的周转。这就在需求型通胀之上又叠加了货币型通胀，并且导致价格一旦开始上涨，就一路走高。
在这一价格革命的晚期，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与这些货币因素有关联。煞费苦心地增加贵金属数量，各种降低货币成色而使其贬值的手法，以及其他交易工具的发展，都导致了价格的上涨。但货币供给并不是经济运行中的解围之神。它是人类意志和目的性活动的造物。人们对物价上升导致生活成本高昂的反应是不断增加货币数量。从文化层面上来说，他们的种种举措有助于个人和机构应对高昂的物价，但其总体效果却是使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次价格革命由此成了一个不断饮鸩止渴的过程。高昂的物价抬升了货币需求。而这一需求的满足，却要借助增加货币供给和周转率，于是价格被进一步抬升。
对涨价的反响，还出现在薪酬、地租和利息的动态上。在这次巨浪的早期阶段，薪酬曾随着物价上扬，有几十年时间甚至涨得更快。但随着13世纪中期通胀的持续，货币薪酬开始落在了后面。结果，薪酬实际下降了，起初速度很慢，随后势头变猛。到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初，实际薪酬迅速下跌。在实际薪酬下降的同时，地租和利息却暴涨。地主收益的增速大体上与通胀步调一致，有时甚至超过后者。“封建主和庄园主在价格革命期间受到地产收入降低的惨痛打击”这一旧论，遭到多项研究结果的反驳。在欧洲许多地区，地租和土地价值的上涨速度甚至超过了能源和食物。
劳动收入与资本收益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这是近现代历史中价格革命的典型表现。其社会影响也是如此：每一次长期通胀的后期，都会出现急速加剧的不平等。不过，另外一组针对物价飞涨的文化反应，又造成了另一种不均衡的情况，那就是公共收支之间的财政不平衡。财政赤字的增长开始失控—这是另一个危险的趋势，会出现在每一次价格革命的后期，并且大大削弱政府的活力。
有钱人们带着自己的白银漂洋过海，成为更有价值的商品带回国家，穷人们守着越来越贫瘠的土地，即使在年岁正常的季节，普通的平民也逐渐衣衫褴褛吃不起饭。
历史似乎不会一下迈入岌岌可危的时刻，因为划分到每一天都是生活与真实的岁月，但人却要在看似无知觉中提前感到警惕为自己的人生做准备。这实在是充满未知与恐惧的境况，和平时期的生育惯性，会在不知不觉间给经济和土地带来压力，但是我们的行为都是跟随生活而变而非听从历史或者道理等上帝视角，所以才会不断踏入相似的波动中，不得不说是一种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