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则喜讯要宣布。不过，请允许我卖个关子，我们先聊今天的主题，把喜讯放到文章的最后。
在之前的文章《古代衙门里的“临时工”是什么样的？》《介休县令举报钦差大臣——当年的山西官场众生相》中，我们聊过不少古代中国官场的“潜规则”。
比如，胥吏、衙役是如何雁过拔毛、上下其手的？比如，县令是如何依靠幕僚、长随从胥吏、衙役手中接管政务、夺回权柄的？比如，地方官员是如何给钦差大臣好处费的？比如，陕西督粮道为何能被称作“天下第一肥缺”？
不过，这些“潜规则”仍然只是古代中国官场游戏规则层面的内容，比较浅层次。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即古代中国官场运行规律层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称之为“潜规律”。
在这里，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官职名称和实际职权往往是名不符实的？
比如，我们看《甄嬛传》《宫心计》这类古装剧，里面的尚膳是负责宫廷饮食事务的低级官员，尚衣是负责宫廷服饰事务的低级官员，为什么和他们名字差不多的尚书却是部长级别的高级官员？比如，刺史中的“史”明显是“天子使者”的意思，巡抚中的“巡”明显是“代天巡狩”的意思，为什么他们却不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而是地方政府的组成部分？
其实，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这些“潜规律”可以用4句话、28个字来概括——“原有宰相荣誉化，皇帝秘书宰相化，监察官员行政化，派出机构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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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说“原有宰相荣誉化，皇帝秘书宰相化”，这是中央官场的“潜规律”。
宰相制度是伴随着君主制度出现的，“宰”是主宰、主持，“相”是辅佐、辅助。因此，宰相就是辅佐君主主持政务的人（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只有辽代真正用过“宰相”这个名称，其他朝代虽然有宰相这个职能，但是，都不叫这个）。
先秦时期（即秦代以前）的君主和秦代以后的皇帝并不相同。一方面，当时的政治思想是君权神授，王朝的合法性来自于天命（比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另一方面，当时的政治制度是宗法制度，君主的合法性来自于血统（比如嫡长子继承制的制度）。
因此，当时，祭祀才是君主最重要的工作（这也就是《左传》会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原因）。相比之下，政务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所以，当时，祭祀和政务是分离的（即所谓的“政祭二元”），君主负责主持祭祀，由助手来主持政务。这个助手，就是宰相（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先秦时期的中国君主类似于君主立宪制度下的英国国王，其工作都是礼仪性的，具体政务由首相负责管理）。
先秦时期的宰相制度尚不完善，但是，无论是夏、商、西周、东周这样的中央王朝，还是晋、楚、齐、秦这样的诸侯邦国，都有自己的宰相。
比如，我们熟悉的伊尹是商代的宰相，姜太公是周代的宰相，管仲是齐国的宰相，孙叔敖是楚国的宰相。不过，当时，宰相这个官职的名称并不统一。比如，商代叫冢宰，周代叫太师，齐国叫相国，楚国叫令尹。
先秦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贵族社会时期，因此，担任宰相的普遍都是宗室、勋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辅佐周成王、周康王成就“成康之治”的周公、召公，他们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直到西周末年，周公、召公的后代都一直担任宰相），我们前面提到的伊尹、姜太公、管仲、孙叔敖这种出身寒微的宰相反而才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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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建立以后，秦始皇嬴政创立皇帝制度。不同于此前的君主，现在的皇帝不仅负责主持祭祀，还负责主持政务，“政祭二元”逐渐走向“政祭一元”。从此，整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军事到经济、文化，都由皇帝负责管理。
史料记载，秦始皇每天要批阅120斤重的奏章（当时尚未发明纸张，奏章都是写在竹简上的），经常累到手都举不起来，就用绳子把奏章挂在脖子上继续批阅。
但是，秦始皇毕竟也是肉体凡胎，难以长期独自完成如此繁重的政务。于是，在先秦时期官制的基础上，正式创立了被称为“三公九卿制”的中央官制。其中，“三公”即丞相（辅佐皇帝主持政务）、太尉（负责管理军事事务）、御史大夫（负责管理监察事务）。
由此，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百官之首，而皇权与相权近两千年“相爱相杀”的历史也正式拉开帷幕。
西汉建立以后，基本上沿袭了秦代的中央官制，由“三公”特别是丞相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早期的汉高祖刘邦、汉文帝刘恒等皇帝信奉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担任丞相的也都是萧何、曹参、王陵、陈平等功臣。因此，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权力边界比较清晰，相权一般不会侵夺皇权，皇权也基本不会干涉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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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汉武帝刘彻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
当时的丞相往往由勋贵、外戚担任，本来政治地位就高，现在又掌握了实权，难免专横跋扈，常常出现相权侵夺皇权的情况。这是年轻气盛而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所不能允许的。
于是，汉武帝开始任用自己身边的尚书等近臣，组成“内朝”，参与决策、起草政令。相对的，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则成为“外朝”，逐渐沦为“内朝”的执行机构。
尚书原本负责掌管文书奏章，与负责宫廷饮食事务的尚膳和负责宫廷服饰事务的尚衣都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
他们都是低级官员，但是深得皇帝信任。汉武帝任用他们组成“内朝”，目的就是以卑制尊、以下制上，既制约了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又不必担心他们会尾大不掉、构成威胁。
到了汉成帝时，丞相被改称为大司徒、太尉被改称为大司马、御史大夫被改称为大司空，逐渐沦为荣誉性的虚职。
东汉建立以后，汉光武帝刘秀进一步完善“内朝”制度，建立了尚书台。尚书台的长官是尚书令，副长官是左、右仆射，下设六曹，分别管理中央人事、地方人事、社会治安、司法监察、工程建设、民政事务。
此后，尚书台的权力越来越大。史料记载，“虽置三公，权归台阁。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台成为了朝廷的权力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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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三国时期，尚书令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宰相，尚书台（此时已经升级为尚书省）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外朝”。建立新的“内朝”来制衡这个新的“外朝”已经迫在眉睫。
于是，魏文帝曹丕将宫中原本负责文书、奏事的秘书监改为中书监，后又升级为中书省。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监，副长官是中书令，下设中书郎若干人。
此后，原本归属于尚书省的参与决策、起草政令职能逐步转移到中书省，而尚书省则逐渐沦为中书省的执行机构。
当时，尚书令，左、右仆射的品级仍然高于中书监、中书令。但是，当西晋重臣荀勖由中书监升职为尚书令时，亲朋都来贺喜，他却说道：“夺我凤凰池，诸众贺我邪”。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尚书省是“外朝”，而中书省是“内朝”，中书监、中书令与皇帝的关系显然更加亲近。因此，从尚书省转任中书省是升职，从中书省转任尚书省则是降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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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两晋时期，情况又是一变。此时，门下省开始崛起。
门下省也是从皇帝的身边的近臣分离出来的。“门”指的是宫门，“下”指的是属下，“门下”就是宫内机构的意思。门下省原来的名字是侍中寺，侍中原本也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平时伴随皇帝左右，相当于皇帝的随从。
到了西晋时期，为了制衡权力越来越大的尚书省、中书省，晋武帝司马炎将侍中寺升级为门下省。门下省的长官是侍中，副长官是黄门侍郎，下设给事中、散骑、常侍若干人，负责建言献策。在作出重要决策、起草重要政令时，皇帝都会征求门下省的意见。
到了东晋和南北朝时期，门下省已经成为能够与尚书省、中书省分庭抗礼的中枢机构。中书省起草的政令在发布之前，都要交由门下省审议。如果门下省认为不妥，有权驳回。史料记载，“（门下省）参决军国大政，万机之事，无不予焉”。此时，侍中已经与尚书令、中书令并称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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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代建立以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省制度的基础上，正式确立了影响深远的“三省六部制”。
“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即尚书省下设的吏部、户部（最初名为度支部）、礼部、兵部、刑部（最初名为都官部）、工部。六部每部下设四司，共二十四司。
三省之中，中书省是决策机构，长官为中书令；门下省是审议机构，长官为侍中（为了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的名讳，侍中一度被改称为纳言。这里多说一句，日本的“大化改新”深受隋唐典章制度影响，借鉴了“三省六部制”的制度设计，因此，直到明治维新之前，纳言都是日本的高级官员）；尚书省是执行机构，长官为尚书令（这里多说一句，隋代实行的其实是五省六部制，另外两省是秘书省和内侍省，不过，前者负责管理图书档案，后者负责管理宫廷内务，属于位尊而权不重，所以一般只说三省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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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立以后，继续沿用三省六部制，但也根据实际情况做了一些调整。
一方面，为了限制尚书省的权力，唐太宗李世民将尚书令空置，由左、右仆射作为尚书省的实际负责人（名义上，是因为唐太宗曾经担任过尚书令，后世需要避讳。其实，唐太宗还曾经担任过中书令，却并未空置中书令。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作为执行机构的尚书省权力过大，需要加以限制）。
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分割相权，实行群相制度。不仅三省的长官中书令，侍中，左、右仆射都是宰相，还给其他一些官员授予“参知政事”“平章军国重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职衔。获得这些职衔之后，那些官员也成为了宰相（这里多说一句，著名的河东裴氏在有唐一代总共出了17位宰相，可谓煊赫无比。一方面，是因为河东裴氏是山东士族的代表，是重要的统战对象和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唐代实行群相制度，并有加授惯例，宰相数量较多。比如，裴寂曾任左仆射，裴炎曾任黄门侍郎，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裴度曾任门下侍郎，加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们都被视为宰相。关于河东裴氏的传奇故事，我们将来专门写一篇文章聊聊）。
由于在制度设计上，三省之间（特别是中书省和门下省之间）本来就是相互制衡的，加之宰相数量较多，为了避免推诿扯皮、提高行政效率，唐太宗下令，在门下省设立政事堂，作为中书省和门下省商议政务的办公场所。
后来，唐玄宗又将政事堂直接改名为中书门下。在此过程中，中书省和门下省逐渐合二为一，成为全新的决策机构，而尚书省则不断被边缘化，沦为单纯的执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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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两宋时期，情况又是一变。
宋太祖赵匡胤吸收中唐以来权臣把持朝政、地方军阀割据的历史教训，加之自己就是权臣/武将政变上台，因此，对于分割相权、弱化地方非常上心。
一方面，取消了宰相“坐而论道”的礼遇。从此，宰相只能站立议政，明确了宰相是皇帝下属而非助手的定位。
另一方面，进一步分割相权。宋代也将政事堂/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将其长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作为宰相。但是，一是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相，分割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权力。二是设立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分割政事堂/中书门下的军事权力。三是设立盐铁、户部、度支三司，其长官为三司使（因此，三司使也被称为“计相”），分割政事堂/中书门下的财政权力。因此，两宋时期，三省六部制已经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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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历朝弱化/分割相权的道路上，元代可以说是个“逆行者”。
元代废除三省六部制，只保留了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作为最高军事机构、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其中，中书省、枢密院的长官中书令、枢密使由太子兼任，由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知院，枢密副使作为中书省、枢密院的实际负责人。
由于中书省独掌决策、审议、执行大权，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再度激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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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情况又是一变。
明代建立之初，基本上沿袭了元代的中央官制，由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省的长官左、右丞相作为宰相。
但是，很快，皇权与相权就发生了矛盾。
当时，左、右丞相有一项权力，叫做“关白”。意思是说，文武百官有什么奏章需要奏闻皇帝，必须先奏闻左、右丞相，由他们决定是否有必要上达天听。
这样一来，就垄断了皇帝的信息接收渠道，皇帝接收到的信息都是左、右丞相希望他接收到的（这里多说一句，“关白”一词最早见于《汉书》，主角是西汉权臣霍光。后来，这个词由遣唐使传入日本。“大化改新”之后，逐渐成为日本宰相的官职名称，日本战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丰臣秀吉就曾担任关白）。
对于皇帝来说，“信息茧房”是非常可怕的，明太祖朱元璋又偏偏是个猜疑心极重的雄主。于是，他借“胡惟庸案”罢免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至此，宰相制度宣告结束。
从此，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政府首脑，“政祭二元”彻底走向“政祭一元”（关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关系，可以参见英国等君主立宪制国家以及新加坡等议会内阁制国家，英国的国家元首是查尔斯国王，政府首脑是苏纳克首相，新加坡的国家元首是尚达曼总统，政府首脑是李显龙总理，国家元首的职能多是礼仪性、象征性的，国家事务由政府首脑实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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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没了中书省和左、右丞相，六部直接对明太祖负责。但是，明太祖很快发现，自己一天之内需要批阅200多份奏章、处理400多件政务，即使自己不眠不休，也难以独立完成，必须组建一个秘书班子协助自己，这就是内阁的由来。
起初，内阁只是一个秘书班子，六部不是内阁的下属机构，内阁也无权干涉六部的工作。至于内阁大学士，只是皇帝的秘书，帮皇帝做一些归纳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之类的文案工作。
明太祖是起于草莽的平民皇帝，精力旺盛，事业心强，能够事必躬亲、亲理政务。但是，他的那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后世子孙可既没有这份心，也没有这份力了。
于是，内阁的权力越来越大，逐渐获得了“票拟权”。此时的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
所谓的“票拟权”，就是内阁草拟对奏章的批示意见，然后呈请皇帝斟酌。与“票拟权”相对的是“朱批权”，即皇帝根据内阁的“票拟”，进行综合考量之后，作出正式批复。
换句话说，此时，内阁扮演的是唐代中书省的角色，负责起草政令；皇帝扮演的是唐代门下省的角色，负责审议政令；而六部扮演的是唐代尚书省的角色，负责执行政令。
明代中期以后，“朱批权”逐渐下放由司礼监行使，宦官成为皇帝制衡内阁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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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情况又是一变。
入主中原之前，渔猎民族女真的社会形态仍然停留在部落联盟政权阶段，而在马上得天下的过程中，兵农合一的八旗制度又居功甚伟。因此，清代初期，权力核心就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这种带有明显军事贵族民主制度色彩的政治体制。当时，能够参加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是宗室成员和八旗贵族。
到了康熙年间，为了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康熙设立南书房，选拔翰林学士入值，即所谓的“南书房行走”。南书房听上去只是康熙读书听讲的书房，其实，却是康熙的秘书班子，承担着参与决策、起草政令的职能。
因此，南书房大臣就是事实上的宰相（需要说明的是，《雍正王朝》等影视作品将张廷玉等人称为“上书房大臣”，这是不对的。上书房是皇子皇孙们的私塾，南书房才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办公场所）。
到了雍正年间，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雍正设立军机处，选拔亲信官员充任军机大臣。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是临时机构（只有值班场所，没有办公场所），军机大臣也自始至终都是兼职差遣（皇帝一般选拔深受自己信任的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担任）。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军机处完全没有独立性可言，只是依附于皇帝的秘书班子。按照皇帝的安排，参与决策、起草政令，即所谓的“跪受笔录”。
此时，议政王大臣会议已经沦为摆设，乾隆年间，更是被直接撤销。
从汉武帝创立“内朝”到雍正设立军机处，经过近两千年的漫长斗争，皇权完全击败了相权，相权沦为皇权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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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说“监察官员行政化，派出机构地方化”，这是地方官场的“潜规律”。
先秦时期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是分封制，最典型的就是周代的分封制。
由于当时的交通、通讯条件限制，周天子无法对边远地区实现有效的直接统治（事实上，周天子的实际控制范围不过就是都城周围方圆百里的王畿地区）。因此，就将宗室、勋贵分封到边远地区，进行代理统治，即所谓的诸侯国。
比如，开国功臣姜太公及其子孙被分封到今天的山东胶东地区，即齐国；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辅佐周成王、周康王成就“成康之治”的周公及其子孙被分封到今天的山东鲁西地区，即鲁国；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及其子孙被分封到今天的山西晋南地区，即晋国。
不过，这些被分封到边远地区的诸侯可不是去封地享福的，而是去为周天子开疆拓土的（因为，那些边远地区只是名义上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是周天子的实际控制范围）。他们需要征服、拉拢、同化当地的土著居民，最终，将那些“化外之地”变为“王化之地”。
周天子将荣耀、爵位、土地、人民赐予诸侯，诸侯则承担着定期进贡、跟随出征等义务。此外，周天子并不过多干涉（当然，其实也无力干涉）诸侯国的内政。因此，当时，没必要也不可能建立监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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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建立以后，中央实行的是“三公九卿制”，地方实行的是“郡县制”。全国共分为36个郡，郡下辖若干县。郡设置郡守（相当于今天的市长）、郡尉（相当于今天的市军分区司令），县设置县令（相当于今天的县长）、县尉（相当于今天的县公安局局长）。郡守、县令都由皇帝亲自任命，直接对皇帝负责。
秦代是在统一六国战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秦始皇时刻防范着六国遗民的复国运动。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员的有效控制，也为了避免地方官员颟顸误事，秦始皇给每个郡委派了一名郡监（相当于今天的市监委主任），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制度由此开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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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立以后，中央政府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地方政治局面，即所谓的“郡国并行”。
一方面，西汉基本上沿袭了秦代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秦国故地实行郡县制。另一方面，西汉又在平定异姓诸侯王叛乱之后，在六国故地实行分封制，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国。汉高祖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将来朝廷出现赵高这样的祸国权臣，同姓诸侯国就可以起兵“清君侧”，避免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
但是，赵高这样的祸国权臣没等来，同姓诸侯国的离心倾向却越来越严重。这些同姓诸侯国可以自行任命官吏、自行收取赋税、自行编练军队，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央政府的统治。
此后，历经汉景帝时期的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的《推恩令》《左官律》，同姓诸侯国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是，地方官员与豪强大族相互勾结的问题又逐步显现。
年轻气盛而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必须用制度化、常态化的手段解决地方问题。于是，创立了刺史制度。
汉武帝将全国分为十三个州，“州”由若干郡组成，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每个州委派一名刺史，“刺”是刺举不法，“史”是天子使者，刺史就是专门代表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的。
刺史的品级较低，俸禄只有600石，而他的监察对象品级较高，俸禄达到2000石。此外，发现地方官员有渎职枉法的问题，刺史不能直接处理，只能上报朝廷。
这样的制度设计，目的就是以卑制尊、以下制上。汉武帝希望，既制约了地方官员，又不必担心刺史会尾大不掉、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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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快，刺史制度就朝着汉武帝不愿看到的方向演变了。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导致义军四起、烽烟遍地。而且，义军往往跨州连郡，导致郡县没有能力将其平定。
为了提高地方的动员能力，中央政府将刺史改为州牧，“牧”是统治、管治。州牧不仅继续拥有监察大权，而且逐步掌握行政、军事大权。州逐渐从监察区向行政区转变。
东汉建立以后，汉光武帝将州牧重新改回刺史，削夺刺史的行政、军事大权，希望借此弱化/分割地方权力。
但是，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交替擅权，政治黑暗，又是义军四起、烽烟遍地。中央政府不得不再将刺史改为州牧，从而集中力量平定义军。
于是，州牧再度成为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州也成为郡、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这也是造成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局面的制度原因之一（比如，《三国演义》中的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焉就是本州事实上的“土皇帝”）。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军阀割据，绝大多数时候，中央政府对地方连有效统治都做不到，自然也就谈不上监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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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立之后，原本混乱不堪的行政区划逐渐被理顺为州-县两级（此时的“州”相当于过去的“郡”）。史料记载，贞观时期，全国共有350多个州、1500多个县，如此庞大的数量，使得中央政府很难进行有效的直接管理。
唐代初年，其实沿用过南北朝时期的行台制度。“行台”指的是“行尚书台”，也就是尚书省在地方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唐太宗就曾担任过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
在战争时期，行台制度确实有利于提高地方的动员能力。但是，在和平时期，行台管理的地域面积过大（比如，唐太宗担任的陕东道大行台的管辖范围就几乎囊括整个黄河以东地区），又集中掌握了地方的行政、军事大权，极易尾大不掉、构成威胁。因此，不久之后，唐太宗就将行台制度废弃了。
但是，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的需求始终存在。因此，唐太宗仿效汉武帝创立刺史制度的做法，将全国分为十个道，“道”不是行政区，而是监察区，每个道派一名采访使，代表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进行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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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玄宗时期，帝国西、北边陲的防务趋于紧张。为了提高地方的动员能力，唐玄宗创立节度使制度，在边远地区设立节度使，“节”是持节，“度”是管理，“使”是使者，节度使就是代表中央政府协调边远地区防务的官员。
节度使同时身兼支度使（管理军需后勤）、营田使（管理屯田事务）、采访使（管理监察事务），独揽行政、军事、监察大权，可以说是位高而权重，这也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制度原因之一。
起初，中央政府只在边远地区设立节度使。但是，伴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为了进一步提高地方的动员能力以平定“安史之乱”，中央政府开始不断以道为单位派驻节度使。
于是，节度使逐渐成为一道的最高军政长官，而道也成为州、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这也是造成中唐以来军阀割据局面的制度原因之一（比如，“河朔三镇”范阳、成德、魏博的节度使就是本地事实上的“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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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监察制度的演变过程与汉代、唐代比较类似。起初作为监察区的道（后来被改称为“路”）的职能逐渐扩充，最终演变为行政区，成为州/府/军/监、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
值得一提的是宋朝的通判制度。中央政府在每个州委派一名通判，负责监察知州。通判既不是知州的副手，也不是知州的属官。但是，知州发布的任何政令，都必须有通判的附署才能施行。换句话说，通判不仅掌握着监察大权，而且能够参与行政事务（这里多说一句，《水浒传》中在浔阳楼上发现宋江题反诗，进而要将宋江置于死地的黄文炳就是一名赋闲在家的前通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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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上有一个创新，即“行省制”。
前面说过，元代废除三省六部制，只保留了中书省作为最高行政机构。于是，中央政府仿效南北朝时期的行台制度，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简称“行省”（这里多说一句，今天，中国的“省”是地方一级行政区划，比如山西省、河北省。而日本的“省”则是中央政府部门，比如经济产业省、国土交通省。原因在于中国“省”的含义有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即逐渐从“三省六部制”的“省”转变为“行中书省”的“省”。而日本的“大化改新”深受隋唐典章制度影响，借鉴了“三省六部制”的制度设计。但是，此后并没有经历上述变迁，因此，日本“省”的含义就是“三省六部制”的“省”）。
行省管理的地域面积过大，又集中掌握了地方的行政大权。因此，元代配套建立了“行御史台”制度和“肃政廉访司”制度，以此实现对地方官员的监察。
其中，行御史台是御史台的派出机构，不隶属于行省，属于垂直领导。肃政廉访司则隶属于行省，同时也对御史台负责，兼具垂直领导和条块领导的特点（这里多说一句，“肃政廉访司”制度是元代设立的，但是，“廉访使”这个官职宋代就已经出现了，《水浒传》中的鲁智深就曾说过，“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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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建立之初，基本上沿袭了元代的行省制度。
但是，很快，明太祖就意识到，行省管理的地域面积过大，又集中掌握了地方的行政大权，极易尾大不掉、构成威胁。因此，在罢免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的同时，也一并废除了行省制度，在原来的行省实行“三司分权”制度。
“三司”即承宣布政使司，分管民政、财政，长官为承宣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主管民政、财政事务的常务副省长），提刑按察使司，分管司法、监察，长官为提刑按察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司法厅厅长），都指挥使司，分管军事、屯田，长官是都指挥使（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三司长官的官职名称中都带有一个“使”字，意思是代表中央政府管理地方。
三司互不统属，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地方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三司之间统筹协调少、推诿扯皮多的问题，导致行政效率过低、运转不够灵敏。特别是在面临“民变”的情况下，极易造成“失控”局面。
因此，永乐年间，明成祖开始派遣御史等中央监察官员代表皇帝巡视各省，这就是“巡抚”的由来。“巡”是“代天巡狩”，“抚”是“抚慰万民”。
起初，巡抚只是临时差遣，巡回处理事务，没有固定衙署。但是，此后，历史再度重演，巡抚逐渐成为一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总揽一省行政、军事、监察大权，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则成为巡抚的副手。
清朝建立以后，基本上沿袭了明朝的巡抚制度，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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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自秦代建立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皇权是一切权力的基础和本原，相权是皇权的派生物，地方权力是中央权力的派生物。
但是，权力就像生物，有着自我扩张的本能。因此，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有朝一日，相权必然会侵夺到皇权，地方权力也必然会侵夺到中央权力。
比如，西汉时期，汉武帝扶持尚书台这个“内朝”，是为了架空三公这个“外朝”。但是，到了三国时期，尚书省已经成为新的“外朝”。于是，魏文帝就只能扶持中书省这个新的“内朝”去架空尚书省这个新的“外朝”。但是，到了西晋时期，中书省已经成为新的“外朝”。于是，晋武帝又只能扶持门下省这个新的“内朝”去架空中书省这个新的“外朝”。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似乎总在不断循环。其实，这种循环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架构不断演变的过程。
第二，权力是社会治理需求的产物。因此，在社会治理需求消失之前，权力不会凭空消失。
任何试图强行消灭某种权力的努力，权力一定会以其他形式进行代偿。
比如，明太祖希望通过罢免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的方式消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但是，他很快发现，即使自己不眠不休，也难以独立完成所有政务，必须组建新的秘书班子协助自己。于是，内阁就作为一种“影子宰相”继续充当相权的职能。某些时期，内阁首辅（比如严嵩、张居正）所掌握的权力相比两汉时期的权相（比如霍光、梁冀）也毫不逊色。
第三，权力的终端是人，任何违背人性的制度设计都会逐渐走向“失灵”。
比如，汉武帝给了刺史监察地方官员的巨大权力，却又希望刺史只坚守监察本分、不干预地方政务，这显然是违背人性的。何况，还有提高地方动员能力的现实需要。于是，刺史最终演变为州牧，成为一州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州也最终从监察区演变为行政区，成为郡、县之上的一级行政区划。
第四，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制度设计，任何企图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问题的制度设计反而最容易“翻车”。
只有在动态运行中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微调才是正道，这也就是我们说的“实事求是”。
比如，西汉吸取秦代权臣祸国的历史教训，在六国故地分封了大量的同姓诸侯国。希望将来一旦朝廷出现赵高这样的祸国权臣，同姓诸侯国就可以起兵“清君侧”。结果，同姓诸侯国势力坐大，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比如，宋代吸取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采取“重文轻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政策，将地方的财政权、军事权全部收归中央，导致金军入侵时一路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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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题是“古代中国官场‘潜规律’”，这个主题其实多少有些“标题党”，改成“古代中国政治运行‘潜规律’”更为合适。
在之前的文章《2024，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中，我承诺过，今年会推出几个系列，其中之一是“中国历史的底层代码”，这篇关于古代中国政治运行“潜规律”的文章就算作是这个系列的开胃菜吧。今后，我们会往更广处探求、更深处剖析，真正挖掘出中国历史的“底层代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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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吕美泉.简论中国历代宰相官职的特征[J].东南文化.1999,(06):68-71.
[3] 徐达为.浅论我国宰相制度的演变[J].镇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02):83-87.
[4] 李琼兴.试论我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J].琼州大学学报.1998,(02):79-82.
[5] 深浅.中国古代地方监察机构与官吏探析——由监御史、刺史到巡按、巡抚[J].财政监督.2003,(06):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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