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小说以及曾经的武侠文化，火的是一塌糊涂，伴随着武侠小说的火爆，同时带动了一大批的周边衍生。但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武侠没有延续曾经的辉煌，而是忽然就没落了下来。
那么武侠小说以及其代表的武侠文化还会再次繁荣么？
武侠小说是中国小说类型中极为重要的一大类别。自古至今，武侠小说一直流传不衰。
每一种文学类型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意义，武侠小说也不例外。
武侠小说的文化基因自然源于中国传统的游侠精神，其文化主体也是中国民间的大众文化。但是，武侠小说在长期的发展流传中，不断地吸纳各种文化元素，加深自己的文化色彩，使其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
先来说一说武侠小说的源流。
最早的一篇武侠小说是《燕丹子》，后来的魏晋小说，唐代传奇，明代短篇的盛行，其中都不乏武侠的身影。尤其是明清水浒的盛行，以及承《水浒传》余绪的“忠义盗侠”小说《禅真逸史》 《水浒后传》《后水浒传》等等。紧接其后的武侠公案小说《施公案》《忠烈侠义传》《圣朝鼎盛万年清》《七剑十三侠》等等的问世，将武侠小说推向了一个高峰。
到了在近现代，武侠小说自民国初年至20世纪40年代末，是又一繁荣时期。
这一时期，因受新旧思潮交互激荡之剧烈影响，武侠小说创作声势浩大，盛况空前。身体力行，相率投入武侠小说创作行列的有革命党人、学者名流、新闻界耆宿、翻译名家、社会言情小说大家，乃至医生、律师、掌故大家等，作品之多，传播之广，内容之新，技法之高，均与昔日不可同日而语。
在当代，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名家为代表的“新武侠”流派，无论在思想内涵，或是叙事技巧上，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吸引了海内外一个社会层面相当广大的读者群，成为当代文学中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种现象表明，武侠小说和中国绝大多数读者之间隐伏着文化心理的联系和审美传统的一致，作品的内容与读者的视野共同融汇于统一的历史 文化背景中。
但是当代的武侠小说，从金古梁温之后，却成了一个断层，再没有什么影响力。虽然四大家从写作内容到创作手法求新求变，但是后续无人。同时，读者对武侠小说可以不在感兴趣，那是为什么呢？
国家不幸诗家幸，武侠小说同样如此。武侠小说的兴起，是离不开一个黑暗的环境，离不开人对环境的一种反叛。
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所以，侠的诞生，便是一种反叛，同时没有一个执政的喜欢侠这个反叛阶层。
当法律不起作用的时候，便会产生侠客。
武侠小说从诞生起，便不受当权者的喜欢。
武侠小说往往描写的是乱世，对侠客的描写，满足了读者对救世主的渴望，面对黑暗，无力反抗，渴望一个救世的英雄，一个超级英雄。
所以武侠就应运而生。
到了清代，面临各方面的打压，所以武侠英雄就只能与当权者，与官府合作。
所以清代的侠义小说，已经有些变味了。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他们在对抗的就是当权者。
但又是什么在支撑着武侠的思想？
义。
义的责任感。
唐李德裕《豪侠论》云:“夫侠者，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不管文侠或武侠，其行为都离不开“义”。侠之“义”乃是侠之所以为侠的精神支柱。
何谓“义”?《中庸》引孔子云:“义者，宜也。”朱熹《四书集注》解释说:“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胡适解释道:“宜即是应该。凡是应该如此做的，便是义。”《孟子·离娄上》亦云:“义，人之正路也。”也即是指人应该走的路。如是，则“义”当为“正义”、“合理”、“应该”。
然而什么才是“正义”、“合理”、“应该”的呢?各人看法不一。于是“义”作为一种道德标准伸缩性很大，无法统一，正所谓“天下之人异义，是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多，其所谓义者亦兹众”。从史传中所记载的著名侠士，如战国四公子、朱亥、唐雎、冯煖、朱家、郭解等人及诸位刺客的言行来看，侠对义的理解主要着眼于“助人”、“重言诺”和恩仇必报，这便是侠义精神。凡按照侠义精神行为处世者，即言行符合“侠义”的人，便是侠。
正所谓李白侠客行，义重生死轻。
武侠更应该看重的是一种精神，而不是一个外在的表现。但是，当“义”失去了可翻译的当代语法，武侠便失去立身之本。于是类型死了，精神流亡。
现在没落的不仅仅是一个武侠小说，更是武侠小说背后所代表的一种精神。
断崖式下跌的不是销量，而是一种“看见世界的方式”。 虽然武侠不会以原教旨形式复活，但“义”的幽灵仍在寻找新的身体，也许会以另一种类型复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