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上世纪又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必定对七六年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年的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病逝；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据当时报道，震源深度23千米，持续约12秒，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市，北京和天津受到严重波及。强震产生的能量相当于400颗广岛原子弹爆炸，死伤人数达二十几万。
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十四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低沉悲痛的声音，反复宣读着：“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于九月九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的《公告》。从那一刻起，山川同哀，江河哭泣，举国各族人民瞬间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
我记得广播后不久，和我们住在一个院的王健老伯，不到下午两点就来到我们家。他默不作声地走进门，径直走到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整个下午，他极少言语，只是低头沉思，不时低声叹息，时而摇摇头喃喃自语。我在一旁的小凳子上坐着，却没听清他在说什么。只见爸爸陪他坐在隔着一张小桌子的椅子上，不时给他添茶倒水。
王伯两指夹着香烟，却一直不抽，烟灰烧得比烟还长，直到烫到手指，他才甩动着手把烟头放下，稍后又拿起一支，重复着同样的动作和姿势。几个小时过去，桌面上的香烟抽完了半包。他时不时探过身子，和爸爸耳语几句，我能看出他们脸上都带着哀伤和忧虑的神情。
以前听爸妈说，王伯二十几岁就是离石县委宣传部部长，还当过县委副书记。五八年大炼钢铁时，他分管工业，亲自指挥建起了离石铁厂（后来的吕梁钢铁厂）。父亲曾任离石县钢铁办公室主任，在王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父亲常提起大炼钢铁时期，王伯尊重人才，要求科学炼铁，离石的铁厂曾被评为全省的示范铁厂，多次受省委表彰。
文革前，王伯调任平定县委书记，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他作为当权派被红卫兵多次批斗，据说受尽了折磨。直到七十年代初，组织上又安排他在临县任县委书记。他的爱人高月英在离石县政工组上班，我们同住在县委家属院，他们家在院子前排最西边的二孔窑洞里。
王伯早于我们住进这个院子，可自从我们住进来后，我就没见他去临县上班，常常在家赋闲。他身材瘦小，但很勤快，几乎天天拿着大扫帚扫院子，还经常提着破铁皮水桶到大门外的垃圾池倾倒垃圾，还会低头弯腰在垃圾池旁，熟练地从炉灰堆里筛选烧焦后，还能再烧的燎炭。爸爸常说王伯是个难得的好人，是个好干部，为人十分善良，一辈子清正廉洁，只会帮人，不会害人，光明磊落，曾获得过山西省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称号。
我不知为何王伯伯有工作岗位和职务，却不见他去上班，反而长期在家。他隔三差五就来我家，和爸爸谈天论地，询问地里庄稼的长势、收成好坏，讨论化肥供应、土壤墒情，以及哪个公社谁还在不在等情况。
在这个世上，随着时间的流逝，坏人我们可以忽略，好人却应该被长久记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健老伯又被安排到地委党校任校长。那时我们还住在一个院，进出大门总能碰到。他还是像以前一样经常来我们家，只是谈论农村的事情少了，谈论国家大事的内容多了。他的两只短胳膊上，总有一只胳膊夹着一个黑色皮质的文件夹，严肃的脸上透着喜悦。天一凉，他爱穿件黄呢子军大衣，衣服的号码明显比他的身材大，穿在身上又宽又长，但他并不在意，依然透着一种特有的精干潇洒的气质。
可惜王伯六十多岁就患上了鼻咽癌，虽经几次手术和放化疗，但终究医治无效，没过七十岁就病逝了。父亲生前，每当提到王伯，常常满眼眶泪花。
毛主席的追悼大会于九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其他城市都设有分会场，全国各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都在所在地参加了追悼会。吕梁地区的会场设在体育场，那天体育场内人山人海，主席台中央悬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主席台两侧摆满了花圈和花篮，大家神情严肃，会场庄严肃穆。华国锋用标准的交城口音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致悼词，要求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革命，把无产阶级伟大事业进行到底。
十月六日，传来消息，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华国锋正式成为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全国一片沸腾，离石城的人们从各处涌上街头，欣喜若狂，敲锣打鼓，隆重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庆祝华国锋同志成为中国人民当之无愧的领袖。吕梁人更是带着骄傲和自豪的特殊感情，为此欢呼雀跃。
离石城里，那天几乎放完了市面上所有的鞭炮，喝光了商店里所有的烧酒，大小商场的彩色布料也被用完，制成了各种彩旗彩带。只有一万多人的城区，足有二、三千人身上系着彩带，欢快地扭着秧歌。其中有地委书记、行署专员，也有其他领导干部，有机关、厂矿的企业职工干部，也有各行各业的普通群众。这一天，不论工农商学兵，都有组织地走上大街参加庆祝活动，整个离石城万人空巷，那种喜庆的盛况我此生再没有见过。
喧闹过后，革命的运动仍在继续，自上而下还在抓四人帮及其代理人。
我们住的这个院子，更是不平静。昨天还盛装参加庆祝活动的领导干部，今天突然就成了清查的对象，有人被隔离审查，有人被强制送进了学习班，也有人下放到农村或工厂接受劳动改造。院里的空气陡然紧张，大门口常站着荷枪实弹的民兵小分队员，小分队的队长是电厂的一名工人，名叫陈卫平，长得人高马大，脖子上挂着一支手提式冲锋枪。人们进出大门，他们都要询问干什么去、要去哪。
时任县委书记田根栋的身边，也安排了一个公安人员做他的贴身警卫，记得这个人叫王斌，田根栋书记走到哪他就跟到哪。田根栋即使在家里，这个人也经常陪着，只有田根栋吃饭睡觉时他才离开。我们这个院被清查隔离的有三个人，现在这三人都已离世，为避免勾起他们后人的不快，所以略去他们的姓名。他们的事后来也连累到了他们的家庭，没几天，这几家就被规劝搬离了这个院子。
七六年十一月，我外祖父因为参加柳林县的庆祝活动后，和几个老友聚在一起喝酒，酒桌上高兴地说柳林县电业局的任忠局长长得很像华主席，就因为这样一句话，被关进了学习班。说是学习班，进去的人却不能自由。我为外祖父曾去这个学习班送过衣服，地点是在柳林沟门起和田家沟沟口交汇处的一幢仓库式的院落内，紧挨着邮电局。此院半圆的大门紧闭，送进去的东西要登记检查后才能交到外祖父手里。我看见一间很大的房子，地上铺着草垫，关着二十多个人，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干什么的。
当年我外祖父还是柳林照相馆的主任，他一辈子只会照相，从没干过别的。听他说日本人统治柳林时期他就是照相的，一直干到解放后，到公私合营时，他把自己积累的不菲家当，全部入股了柳林镇国营照相馆，并当上了主任。柳林照相馆从五十年代起，不论是设备还是技术在山西都小有名气，就连周边县有一些重要的活动，还经常请他去拍照。可惜早期许多有意义的珍贵照片，我们没有保存下来。
外祖父在学习班住了三个多月才被释放出来。
离石的清查工作还在继续，父亲不知当时分管什么，只见他更忙了，几乎天天开会，且常常开到深夜。
那个时期，社会上有一些人热衷于搞运动，经常有人跑到我们家找我爸说三道四，这些人中有厂矿的工人、公社的干部、村里的社员。他们有时是一人，有时是几个人一起来。他们文化不高，但说得振振有词、绘声绘色，摆出一副他们才是最革命最正确的姿态，表达着对他们所在单位的领导不满情绪。其实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在机关、厂矿长期游手好闲、好吃懒惰又喜欢挑刺的人。他们平时不好好工作，就选择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嘴里喊几句革命口号，摆出他们最忠于最拥护伟大领袖的架势，其实真正目的，都是为了自己能从运动中获得一些权利，得到一些好处。这些人常被一些投机分子和有政治野心的人利用。看着他们人模狗样，实则思想龌龊，知识浅薄，行为又十分激进，满嘴喷着烟酒臭，作出一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样子，不时念着一些语录词，用口号作为攻击别人的武器，好像真理永远在他们一边似的。
见了这些人，父亲总是一言不发，还很有耐心地听着他们咆哮式的演讲。这些人来了走，走了来，来的次数多了，一些人的面孔和名字我至今都能记得。他们嚷嚷着要这样、要那样，也经常听到他们又冲击了常委会，围堵过县委主要领导，不让领导回家，常叫嚷着要和某某领导辩论。
这种奇怪反常的现象，在当时司空见惯。因为当时“四人帮”虽然被抓起来了，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所以乱象并未平息，阶级斗争还在继续。
这种现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好转。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