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刘峰不是“活雷锋”
我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一个被老好人“哺育”的巨婴式集体中。我还记得高中班主任和我们讲述一个曾经考上北大的师姐利用周末时间自愿和父亲一起到学校为班级洗窗帘的故事，那种看着我们的奚落眼神好像在说“你们考不上北大就是因为你们不愿意为班级洗窗帘。”刘峰就是传统语境下中国式好人的典型写照。在特殊年代的意识形态下，他的无私奉献和不计回报带着近乎理想化的偏执与荒诞，他从一出场就揭示了注定沦为集体意识牺牲品的宿命悲剧。
文工团队员或多或少都是现实里我们某种特性的映射。他们的形象可以抽象成一条条张牙舞爪的触手，从四面八方紧紧缠绕住刘峰从而可以汲取他身上每一点能量，同时又让他动弹不得，不允许他有一点人性的伸展抑或情感的流露。而刘峰在大家无穷尽的诉求里似乎又可以感受到一种奇异的滋润让他得以暂且沉浸在生命力旺盛的虚假满足中。“活雷锋”刘峰，太讽刺了，在一种畸形的集体意识围攻下，“活雷锋”怎么可能会被允许“活”下来。
2. 被极端物化的个体
前几天读王小波的杂文，“老三届”的时代印记之于他可以总结为“人人都是个物件儿”的荒谬与无解。
文工团也是如此。
没有了利用价值的刘峰像瘟疫一样被迫不及待地甩至川滇边界，何小萍触了政委的霉头被发配到前线“锻炼”。这种个体命运的身不由己在电影镜头的放大下带着戏剧化的沉重和悲恸，然而现实里的我们在权力体系的延伸和商业进程的裹挟下也正经历着一场悄无声息的个体意志消解。
我姑且猜测是由于审查原因，镜头语言克制而流于强化戏剧冲突的表面，但我仍能从中看到冯小刚的一点反骨精神，我很敬佩。
3. 共生下的趋同性
文工团的生活在导演的记忆滤镜下不可避免地带有对青春年华的追忆与向往。在暖色的灯光和高饱和度色彩的布景中，童稚状态下共生式的集体生活有种扑面而来的失真感，近乎令人窒息。
文工团的大伙儿都生活在扁平的物化环境里，什么是被集体允许什么是被禁止似乎都在“最高指示”下有据可循，人性中至真的善意和野蛮的恶意共同构成了一幅奇异的畸形秀，大家好像未开化的婴儿一般紧紧围绕在一起，抱在一起不算还必须要求世间万物都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就是这样一个真空的氛围里怎么会允许脱离掌控的异类存在。刘峰的“好”只会更加映射他人的坏，而就算何小萍的格格不入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隐秘的优越感，这优越感也脆弱得经不起挑战。
印象特别深刻结尾部分穗子为了挽留陈灿不惜奉上珍贵的金项链，丁丁告知穗子要出国时她忍不住地失落。脱离了集体的养分，他们势必要承受与时代剥离的失重感。
4. 私人化的情感烙印
与其说是时代的记录，《芳华》更像是冯小刚和严歌苓极度私人化的情结表达。对于历史辛酸的品味他们多浅尝辄止，人物背后的悲剧根源他们也无意甚至无力去严肃地揭露与质询。然而就算如此，我仍享受到一个成熟而规整的商业化电影所能带来的视听与审美的高水平体验。冯小刚的每一帧意象都精准到无以复加，但是这种公式化的个人风格又伴随着演员表演特质的压缩和牺牲，电影美感的传达更多依赖于导演高超的分镜和剪辑技巧。
《芳华》上映前经历了不小的风波，我向冯小刚导演这把年纪仍然饱满的表达欲致以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