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72到1949，一段近乎百年的言论岁月。这段近代中国的言论史，也就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
活在当下的我们总是对如今的舆论环境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一个言论自由不及民国与清末的时代。读到傅国涌的这本《笔底波澜》，你会惊觉民国与清末才是更为黑暗的所在，往往一句话，就会遭到统治者封报馆、诛性命之待遇。但当时一个个怀抱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笔，低下他们高贵的头，让说真话与言论自由，始终普照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
百年言论的开山鼻祖当属开创“文人论政”的王韬。他以《循环日报》为阵地，以评论为利器，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他办《循环日报》，以英国的《泰晤士报》为效仿对象，大呼“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努力形成公正的言论。十年间，他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同时代的报纸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一个因戊戌变法而被康有为抢去了太多名气的大师。论改革史，康有为尚且还称的上是他的老师；论言论史，康有为则还不够格做他的徒孙。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写就《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敬告我同业诸君》、《新民说》等，其言论与思想广受读者欢迎，启迪、影响了一代乃至于几代人。
于右任，一个与“竖三民”紧密相连的著名报人。在他手创的《民呼日报》中，发出“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的豪言，标榜其报纸监督政府的职责。《民呼日报》对政府的揭露和抨击最终导致了当局对报纸的封杀，但于右任却在《民呼日报》停刊不到两月之后再创《民吁日报》，“民吁”与“民呼”一脉相承，风行一时。《民吁日报》因报道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也在创刊第48天后就遭封杀。但当局怎奈于右任的办报决心，不久之后《民立报》又横空出世，构成了“竖三民”这一壮丽的新闻谱系。
《大公报》，一份以“四不”方针笑傲于同业的伟大报纸，它所坚持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之原则，让当代的报人都感到无限向往与颜面无光。英敛之、张季鸾、胡政之，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都出自于《大公报》的麾下，他们激扬文字，记录与影响了那个时代的变化。对于百年言论史而言，《大公报》可谓是最沉重的一份报纸。
再来看看那些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被当局残害的仁人志士们。1926年4月26日，在民初新闻史上光焰万丈的邵飘萍遇难，他首创的《京报》被封，终期2275号，8月6日，另一位言辞犀利、锋芒毕露的报人林白水也惨遭杀害，两人遇难前后不过100天，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史量才，一个敢于在蒋介石的威逼下说出“你手下有一百万兵，我手下有一百万读者；你有枪，我有报”的报业巨子，最终死在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狙击之下。还有沈荩、刘煜生、陆蠡、羊枣等人，他们的牺牲，一次次唤醒了民众对言论自由的全力争取，也一次次揭穿了当局一贯的伪善嘴脸。
百年言论史上的名报与名人数不胜数，随手拈来便可做一部气势如虹的大传以流芳百世。这让我在每每拿起又放下此书的间隙中不得不思考，我们当下的媒体人往往把自己的不说真话归于制度的束缚，可是在前人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也并非是政府主动给予。那时的言论自由，是由一个个有良知、有胆识的仁人志士们冒死争取来的，看起来意气风发，却始终有着悲怆的气氛。
我们向往着那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却在当下为自己的不说真话找到各种看似无奈的理由。《笔底波澜》告诉了我们，百年的言论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可它似乎又向读者们发出了疑问，当下的时代，是否已变成一个可悲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