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上以奸情闻名的可说当首推西门庆与潘金莲。而同一本《水浒》中还有着潘巧云和裴如海这样的奸夫淫妇，由此推演出来的《金瓶梅》中还有着西门庆隔墙勾搭义兄花子虚的老婆李瓶儿，而实际上李瓶儿才是西门庆的最爱。
就算如此，也没能夺走潘金莲与西门庆在路边楼上相遇这一历史时刻的光彩性。究其原因，可谓地点的重要性决定故事情节的曲折性，
有一个吸人眼球的开端，胜过十个完美的结尾。施耐庵不是一个描写爱情的高手，他也不屑于描写爱情，却在无心插柳的推窗落杆瞬间“色授魂与”的一幕中，有着一种奇异的情与色交织的美学色彩。
“春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如若不是西门庆的色名在外，恍若一看，更象是一幕缠绵悱恻的爱情开场。
这场窗内窗外的相遇，不是比很多后花园相会，庙里烧香还愿，甚至西门庆为了勾引李瓶儿打通两家相连院墙的戏，都来得更出彩么。
所以说，如果当年，武大郎稍微动动脑筋，开个烧饼连锁店当个大郎烧饼集团的董事长，给家里娇妻买个带围墙的小洋楼。就算潘金莲开再多窗落再多杆，也只能打着自家楼下的大狼狗。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武大郎如此有出息，就没有后话了，当初金员外的老婆就是为了出气才将自家如花似玉勾得自家爷们团团转的大丫环嫁给武阳县最让人看不起的窝囊废。
实际上，在唐朝的时候是有高墙大院的，这就叫做里坊制，户与户之间是有围墙相隔，不能随便贯穿往来的，同时实行的还有宵禁制，所以你会看到唐朝时期过了宵禁点是不能进城的，也不许在城里乱走，过了宵禁时分，朝廷的卫兵队会在城里巡逻，这个时候还在街上乱逛的人是要被捉进牢里。
人们印象中的唐朝是开放繁华的，但实际上，熟知历史的人会发现，在唐朝的时候门禁森严，阶级等次鲜明，不同门户之间是绝不通往来的。
整个城市都被划分为围棋盘般的格局，所谓“门不当户不对”。
唐朝的文化其实是种阳春白雪的贵族文化，黎民百姓是很少有自己的夜生活的，他们的生活都被围在这一圈圈的围墙中了，所以唐代传奇小说中，最常见就是侠穿梭于人家院落之间做常人不敢做之事，这是人们无法实现的生活状态。
而宋朝，虽然从朱熹开始儒家越来越占据主流文化思想，其实，在底层百姓的生活中，市井文化昌盛一时，商业空前发达，这都缘于唐宋交际时，宵禁制和里坊制的没落
曾经在《三刻拍案惊奇》中写过宋朝这样的故事，一对姑嫂在家，哥哥和父亲都出门了，姑娘正当青春年华，豆蔻花开，闺房寂寞，无意中瞟见窗外街上有一年少俊逸的郎君，顿时心生爱慕。
于是，心有千千结，才下心头，却上眉头。终于顾不得深闺未嫁女的羞涩，拜托嫂嫂传递信物于意中人，让其半夜以石扣窗的信号，扔绳索下地使其可以攀爬上二楼闺房窗口。
这简直就是潘金莲之进化版嘛，甚至不同于西门庆的百般计谋，姑娘自己就春心荡漾了。
看来，取消围墙，将会解决多少单身男女的问题，不用去公园让父母举个牌牌逢人便问，更不用上什么百合网非诚勿扰，被虚空的灯红酒绿晃花了眼，结果把自己找个人生伴侣的初心都给忘了。
直接蹲在窗子后面，内心强悍点的直接站在窗子面前，看着人来人往，学着古代闺秀抛个绣球，或者直接微信搜索点个位置，看中哪个就直接扔个木瓜过去。
这个故事的结局奇峰突转，本以为是个普通的爱情故事，生生地演变成了悬疑小说。
这个姑娘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毁于嫂嫂的一时疏忽，结果嫂嫂在传递信物的时候出了问题，被一地痞流氓拾去并得知了首尾，趁黑入屋窃取了姑娘的身体不说，在几晚的缠绵之后，被姑娘外出回家的父母亲察觉，在某晚的堵截中歹人恶从胆边生将一家人除了姑娘杀得个一干二净。
可怜的姑娘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还误以为最初看中的郎君就是杀害自己家人的凶手，差点就坐成一个冤案。
这个书生也是天降奇祸，本来是行得正坐得端的君子，被人污为丧心病狂的杀人狂魔。一切的一切，只因为他不小心从没有围墙的人家外面走过，一不小心被人姑娘看中。
可这是围墙的问题吗？
这从来就不是围墙的问题。正是因为宋朝理学的严谨到有些迂腐的思想，才会让人们在书中更加天马行空，而在民间底层更加的大胆放肆。
人的本性欲望越是压制就越是反弹得厉害，在宋朝上层即读书人家出现禁欲色调的同时，比如包拯因为八岁女儿接受了陌生男子递来的食物就让女儿反思活活饿死，却在民间话本传奇中出现如此多的诡厉异常的男女情事。
所以，真正想实行“开放性街区”，从来就不是推倒几面围墙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