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过蒙城。
夏天正午的乡路边，有两个人招手拦客车。一上来，其中一个怀抱纸箱的人就快速地往客车上的每一个人手里塞已经化了的脏兮兮的冰棒。一个人手里拿着匕首站在驾驶员身边。
然后收钱，每人十块钱。不论大人小孩，每人十块钱。
全车人都乖乖地掏钱。一个看一个地，乖乖的掏钱。没一个人吱声。车厢里静静的。
要钱的帽子伸到我，不给，拿眼狠瞅，那人火着骂了句话，身边的他连忙递了十块钱过去，陪笑：“自己人，自己人，她年轻，不懂事，不好意思，得罪，得罪，谢谢，谢谢。”一手使劲按着我坐在位子上。
他后来一路劝我，告给我破财免灾的道理，告给我知任何情况下，保命最重要。不要和歹匪正面冲突，不要和他们对视，不要惹恼了他们。总之江湖风险，万万要压着性子，保住不受伤，保住命就好。
后排的那个武校毕业的人因为不给钱，被他们打得鼻青脸肿。
他们打起来时，全车人也是一动不动地看。我也是。
武校的人后来就是没给钱。那两个人骂着晦气也走了。
客车向淮南方向开起来。
车里除了身边的他在耐心地给我讲解江湖，没人说话。
忽然，那个武校的人就哭了。然后就是一声悲愤的笑。
《车四十四》片尾里，那个全车唯一去救被抢匪强奸的女驾驶员的男子的一丝笑，是那样的让人心碎。
这是个讲究内养内求是为个人和民族智慧的国度。因着这种智慧，孕育了灿烂深厚的文化传统，养成了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宽容大度，更研发出一种麻将思维推广开来：盯上防下看住对家，除了我胡了，宁可摸成白板和留局，谁也别想动我的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民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为什么总是要“被迫”着谋生和生存呢？！为什么每一个在和平年代里被劫的车厢都是静悄悄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