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公公六十四岁寿诞，下午二弟、老公和我开车去县城定制了蛋糕，回来老公又亲自下厨，做了几个菜，虽欠丰盛，却也色香俱佳，公公连连“责备”我们说：“不就是个生日嘛，不用拘于细节。”
让公公上坐，给他带上生日帽，可是我们谁也没对老爷子说一句“生日快乐”之类的话，中国人都比较含蓄吧，总是羞于表白自己的情感，许多时候我们甚至都不如孩子，我们生日的时候，儿子和女儿张开小嘴都会“叭啦叭啦”说上许多祝福的话，把我们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有点暗然的灯光映照着老爷子沧桑而幸福的脸，内心涌动的开心和欣慰，令他神采奕奕。
突然有那么一刻，特别想念我故去多年的父亲，如果他现在还在，今年七十有八了。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七十多岁的人并不显老，可是父亲却在他五十四岁的时候，不管不顾，匆匆忙忙地走完了他清苦辛劳的一生。在他有生之年，从未过过生日，甚至说父亲留给我们的唯一照片，就是第一代身份证上那张模糊不清的黑白相片。那时，除了大姐和哥哥，我们姐妹三个年龄还小，均未成家，何谈回报父恩？
父亲忠厚老实，为人和善，总是默默无言，一天跟我们也说不上几句话。
对于父亲最早的记忆，是母亲生妹妹那天，他抱着我去找接生婆——老唐奶。老唐奶那时是村上唯一会接生的人，红得发紫令人敬畏，现在村里三十以上六十以下的人，几乎都是经她的手来到这多姿多彩的世上。印象里老唐奶喜欢端着一抽便会发出“咕噜咕噜”声响的水烟袋，小时候很好奇那是个什么东西，因为男人们都是拿着烟杆抽旱烟的，而她则不同。父亲紧紧地抱着我，大步流星地走在街上，不停地用嘴使劲地亲着我的脸蛋儿，而我哈哈哈不停地笑着，不停地躲着父亲刺疼我小脸儿的胡茬儿。
妹妹终于降生（后来听母亲说由于妹妹胎里胖，差点要了母亲的命），至此我们兄妹五人得以圆满：大姐、哥哥、二姐、我和妹妹，有孩子的地方就是春天，我们家没有秋冬夏，全是春天。姊妹五个天天嘻嘻哈哈，热闹非凡。俗话说头生娇，老生娇，中间夹个受气包，哥哥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得到的母爱最是充盈，可是父亲却并未让我和二姐成为“受气包”冷落我们，我俩跟哥哥姐姐妹妹一样，是他的掌上明珠。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母亲提议给妹妹取名“四多儿”，妹妹是四妮儿，本来我和妹妹是要跟哥哥作伴的，结果全是女儿，母亲失望地给她取名“四多儿”，含义可想而知，记得父亲当时就急了，说女儿怎么了？四个女儿，正好！
亏得没有给妹妹取名“四多儿”，要不她该有多不乐意呀！
父亲是做拴活的，张箩、洗锭、拴簸箕，天天骑着那陪了他一辈子的自行车，游走在各个村落，就这样省吃俭用地养活着一大家子人。
那时人们家家户户子女多，十个八个的不足为奇。孩子多，卫生条件差，女娃儿头上几乎个个都顶着一头的虱子，“虱多不咬”一点不假，可是父亲却绝不容许那些可恶的虱子咬他的女儿们，无论多累，游乡回来，就会立即用篦子给我们刮头，而我们则听话地排着队，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轮着躺在父亲的膝盖上，闭上眼，任由父亲给我们小小的脑瓜儿刮个遍儿。到了晚上，父亲就会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数他一天挣来的钱，而我们则像叽叽喳喳的小麻雀，个个伸长了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看他一毛、两毛、五毛地将这些零钱凑成一块放在一边，数好了钱，父亲就会给我们每人一毛，我们接过父亲赐予的“巨款”，兴高采烈地纷纷将之藏于各自的“金库”。
元宵节，是我生日，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节日，早早的吃过晚饭，找上要好的小伙伴儿，带上当时最美的烟花“滴滴鸡儿”，迫切地盼望天快点黑下来，等着看最美的“烟火”。我们看别人的，也点自己的，“滴滴鸡儿”很快没有了，一点儿也不足兴（不过瘾），回家就缠上父亲了（父亲脾气好，好说话儿，母亲脾气爆弄不好会挨揍），这时，父亲就会笑着从口袋里掏出火机（那时的打火机是加油的，父亲每次给打火机加油我们兄妹都会将父亲团团围住，恐怕看不清楚），说：“看，烟花来了啦！”他一遍又一遍地打给我们，打不着火的火机迸射的火花儿，真的活像“滴滴鸡儿”点燃的花儿，一明一暗的，可好看了！我们笑了，父亲看着我们笑，也笑了。
时间煮雨，弹指一挥，幸福开心的日子在1993年正月十一夜里三点戛然而止。
深深记得那天晚上，村口的大杨树边上有人（老公的二爷，当然这是后话）演电影，人家许的愿。
大杨树矗立在村口西头，当时是我村神树，粗壮的树身上常常包裹着红的、黄的布，布上人们虔诚地写着“心诚则灵”非常醒目的几个大字。时不时的还有人在那儿放电影还愿。
那天我们早早地吃了晚饭（露天电影，去晚了没好地方），父亲先出去了，我们和母亲去看电影，电影散了，回到家父亲串门还没有回来，那时候既无电话更无手机，母亲说：“你爹咋还没回来，上哪儿去找他呀？要不咱先睡吧！”
从梦中惊醒是听到了母亲的大声呼叫，就见父亲面色灰黄，痛苦的呻吟让人胆战心惊，怎么叫他也不应声。二姐和我还有母亲三人兵分两路，狂奔着叫来两位医生——父亲的两位堂弟，我的两位叔叔，他们一位是村上的医生，一位是武汉市里回家过年还没回城的医生。他们匆匆忙忙地给父亲量了血压，血压太低，叔叔让注射一针葡萄糖，可是注射器却没有用开水煮。（那时候注射用的针管都是玻璃的，还没有一次性注射器）于是马上冲了碗白糖水，父亲仅仅只咽下一口，说太甜，他不喜欢甜的东西。屋子里站满了前后两院的本家亲人，这时我猛然间想起那棵“神树”，传说那树上住着人们口中常常念叨的非常灵验的仙家——老杨爷，从不信神的我，拨开众人，在漆黑的午夜两点多钟，磕磕绊绊，一路飞奔，抱着村口那棵神奇的大杨树，突然觉得自己像抱住了在世华佗，哀求他有灵有圣，救我父性命。
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就见父亲直挺挺地躺着，鼻子里流了好多的血。
“叔，咱去医院吧！”哥哥声音颤抖。
“准备后事吧！”两位叔叔悲痛失声。声音低沉，却恰似晴天霹雳。
平生第一次知道，世上原来有这么急的病，前几天没有任何症状，可是如今却前后不到一个钟头，甚至都没来得及上医院，父亲与我们便人天相隔。
天，突然就塌了，大地摇摇晃晃，怎么也站不稳……
前年学校组织去郑州听课，当听到王崧舟老师讲《父亲的花儿落了》时，许多老师被深深感染，不停啜泣。王老师声情并茂地反问学生：“同学们，父亲的花儿落了吗？”而我听到的却是“父亲走了吗？父亲真的不在了吗？”
是的，父亲已经不在了，二十五年来，在世上我再看不到他的身影，听不到他的声音。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像文中英子的父亲那样告诉我遇到难坎儿，闯一闯就过去了，要“闯练，闯练”！但是在我内心深处，至今仍然固执地认为，我的父亲他没有走，他只是外出做他的老营生，推着他那养活了我们一家子的自行车走远了点儿。
“吃呗，别放筷子。”公公关切的话语，让我顿时回过神来，关闭了那些尘封已久，橡皮也擦不掉的父爱浸润的岁月。
“爸爸，祝您生日快乐！寿与天齐！”我由衷地在心里默默地为公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