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软弱的人。即使我时常装作流氓大步流星，但我明白我永远不可能如我母亲那样刚毅。我始终心里戚戚，却始终不敢不遵从她的话——不要回头，不要回来。
89年过的最后三天，我记得，非常清楚的——那是漫天的大雪，鹅毛似的要把人吞咽到地心腹地。我谈成了一笔买卖，一笔让我后悔一辈子又同时庆幸了小半辈子的交易——我卖了我母亲的花圃。母亲不同意并以死相挟，可我还是没有犹豫的抛掉了这不烫手甚至冰冷的山芋，因为母亲确实死期将至，卖花圃不过是以命续命。花圃落在离家两公里开外那天通往村外公路的苗圃里，那时候还没有柏油路，只有铺满白色石子的小道。那是个好地，倘若能等个一两年，等到经济真的好起来了，一定能转个盆满钵满。但是母亲等不到了，不光是母亲，我和徐先生也等不到了。
大年夜前的第二天，也就是卖出花圃的第二天，我的母亲过世了。卡在母亲喉咙里的那口痰她终究没有咽下。我以前读文章，看孝子是如何将母亲喉中的痰吸出来以此顺气，我想要效仿，可是徐先生反对了。
“你母亲是个有尊严的人，这么做是在侮辱她。”我虽觉得可笑，但还是怀着唯恐真的伤及母亲的自尊的畏惧，眼睁睁地瞧着母亲急促的上气不接下气，不知过了多久张大空洞的嘴巴含恨离去。妹妹帮老太太在冰天雪地中阖上眼，走之前浑浊的眼睛里忽然好像闪烁着奇异的光，两只手在空中迷茫又着急地抓着，没人听的清她在说什么，只有妹妹伏在她的耳边一遍一遍地告诉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徐先生问，“她知道什么了？”
我摇摇头，好像明白但又唯恐会错意。后来我猜母亲眼中如同回光返照的明亮可能是那间屋子里的白炽灯泡——明晃晃地吊在老太太的眼前，灯泡太亮了，亮得接近于白，白的近乎于二十几年前母亲遇到妹妹那天时的鹅毛大雪，把母亲的心照得通透。
三天丧事过去，我知道这年是没法过了，但我还是把先前买好的鸭子杀了放血，打算煮了给妹和徐先生一起吃了。我在稻地上烧好了煤饼炉子，架上高压锅，放进整只鸭子，随后咽了咽口水把锅子盖上了，坐在旁边的板凳上等着熟，徐先生拉着妹妹也搬来板凳给妹妹坐下然后自己跑里屋里头了。
徐先生在里头等妹妹说，妹妹在等我开口，我在等鸭子熟，鸭子没有盼头，只在等下一世的轮回，求阎王下一世让它做个人。
在徐先生炽热的目光下我先开了口，“要喝茶吗？”
“不喝，你自个儿喝吧。哦，给老徐倒一杯，看他着急地模样挺上火的。”
我从鼻子里发出一声轻笑，“就让他急吧，没事找事。”
“看得出来他真喜欢你。”妹妹也抿着嘴笑，“妈在的时候你们不好明着来，现在只有我了，我也不反感这个，只要你开心，怎么着都行。”
我突然语噎。一股暖流伴随着恶意从我的脚底心慢慢升起，不断的在体内回旋，像狂风更像锥子在敲打。
“你原谅她了？”母亲同妹妹的关系一直都不好，于是我转移了话题。
“我不原谅她或者他(他指父亲)，无论过多久都是无法过去的坎。但是，我还活着啊。所有人都死了我还活着啊，活人不该过死人的日子。”妹妹说，“她从来没有捡到过我，是我主动到了她的面前，把自己送给她的。那样的冬天，我该死的，可我没死。那如今，原不原谅她，不是个问题啦。”妹妹长吁一口气，把尖叫的高压锅拿下煤饼炉子，“咱们得向前看，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啦哥，得向前…”
妹妹语重心长的说完，眼中有了同那时候将我们俩护在身后的母亲眼中一样的浑浊。我一下子说不清，高压锅远离了火源已经不在尖叫，沉默间我提着耳听着，从头顶上方传来的悠远的轰鸣。抬起头费力地睁开眼睛对上天空来看，却只看到那一长条不知道可能有几千万里长的从太阳边上划过的飞机屁。
“是啊，二十一世纪了…”我在心里想，却又忍不住喃喃出了声。
某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也曾想过我应该保护她们，就像是母鸡挣开翅膀把她们通通拦在身后。而不是摔破酒瓶子和父亲顶嘴，也不是茫然无措的立在那里看着她仰身倒去假寐用床单抿掉眼泪。我该这么做，不该那么做，过去二十年的旧账翻出来我做错的事情太多，我不是个合适的兄长，是个糟糕的榜样。
但从来没有人来怪过我，就像从没人谅解我。
徐先生是我的继父，但不是法律上的——他们并没有结婚，甚至没有同居，更多时候他是住在花圃边上的平房里。那座平房是我父亲生前盖的，夏天的时候他会在那里夜宿，防备偷瓜的贼。现在给徐先生了。其实不论是父亲还是徐先生，他们都是从心里畏惧母亲的，畏惧她的勇敢，她的坚韧，只不过两人对待母亲的态度不同而已。父亲是永远不会懂的——如何面对自己的恐惧，他始终是个五十岁的孩子，凡身肉胎的拳头是永远不会背叛的利刃。只有当母亲垂下她骄傲的头颅时他才喘喘气，从恐惧中歇口气。
“他是个野蛮人。”妹妹这么说的，即使这么恨他，妹妹的语气里还是透露着无法遮掩的同情。是的，他真可怜。我想母亲也是怀着这样的心情熬过了四十年。
徐先生跟我讲，二十三岁的他从那片贫瘠的土地走出来，踏过稻米地，滚过秋风刀。二十三，二十三的我在做什么？可能摊在椅子上在等待漫长的白昼结束的间隙里思考一个浪漫的比喻——一双黑黝黝的如同黑色里的树叉的手摆弄鲜红篮筐里鲜红的草莓。多少个夜晚，我留宿在那个平房里，赤裸的躺在唯一的一张床板上，想象着身边同样赤裸的徐先生就在我看的见的地方，眼睛里含着我的母亲，毫不吝啬的向母亲表露他的崇拜之情，而我的母亲也将自己托付给他，我的心便难以自已的扭曲。我想我愤怒的样子一定很像我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亲。我可能永远无法体会到他和母亲在一起时候的浪漫，这太让我嫉妒了。这也是我永远无法舍弃的恶。
他太聪明了，聪敏的有些糊涂。
他说他爱我，但也爱着我的母亲。他佩服母亲的果敢和高傲，又怜惜我的懦弱和善良。他同母亲相敬如宾，同舟共济，又舍弃不下同我调情。他时刻在享受着神秘又罪恶的错误。有时候我直言我们两人的卑劣，他却低声嘘嘘捂住我的说不要尽早的道出自己的错误，否则下了地狱阎王无罪可述会恼羞成怒叫人不得翻身。
从他嘴里讲出来更像是嬉笑的玩笑。
我曾想过他是否也曾觉得罪恶，不光是对母亲，更是对我的。或许就在当我企图帮母亲吸出那口痰的时候，他的脑海里闪现出同我热吻，同母亲亲吻重合在一起时怪异的画面，也深刻的让他觉得反胃。
“我们都是要下地狱的，我宁愿不再为人。”我这么告诉他。
母亲死后一年徐先生提出想要和我结婚。
“虽然只是形式上的，但也算是彻底确定下来了。”他略带羞涩的说。我竟有一丝的欣喜，但又马上看不见眼前的光明，大起大落之中倍感绝望。我拒绝了与他一同前往广东的请求，我认为要守孝三年才算尽责，可是我们都知道，母亲死前最后的话也是她一生的执念就是要我兄妹两人离开这里去谋生，永远不得回来。徐先生说他会等我。他骨子里太浪漫了，太依赖自己如何如何爱我这种脆弱的幻觉。等到三年到了尽头，等到他看清楚了真相，就会落荒而逃。
最终徐先生等不下去了，离开了。离开时，我发觉他的眼神都变了，那是一种羞愧，是一种不能信守承诺的羞耻。
他终究爱母亲胜过爱我。
几年过后我收到了一个包裹，是几支包装精美的黄腊梅，支端末尾甚至打上了红丝带。还有就是一张照片——徐先生笑吟吟的携着他的妻子，他最终还是结婚了，因为他热爱婚姻，热爱广东。他也曾经像热爱广东一样热爱我和我的母亲，但现在不一样了，他拥有了自己热爱的同时对方也能亘古不变的保持着对他的热爱，我想徐先生这一辈子大概也是圆满了。
我扔掉了照片，留下腊梅。妹妹没有特别理解我的想法，但还是勤快的换水，整间屋子连着香了很久。花还是落尽了，年前最后几天，花都掉光了。
头几年徐先生还是坚持不懈的往温州寄信，金融危机之后我断断续续的收到过几封，刚开始都是絮絮叨叨的说着自己的生活，后来话也不多了只是永恒的“安好，勿念。”
通通没有回过。
之后我北上就彻底断了联系，最后一封好像是徐先生看出了征兆还是不屈不饶的心思终于屈服在我的倔强中，他写了很长的一封信，忘了是三张还是四张纸。不过记得信是九月初寄来的，连信纸都经历了风雨，带着来自广东漂洋过海的潮湿。里头写徐先生的孩子长大了在念小四了，参加校运动会长跑拿了第二，不是第一啊有点可惜，不过第二也挺好的，徐先生说他开始慢慢的喜欢“第二”这个称呼了，连他自心底也有点想念第二的故乡，第二的花圃。他觉得自己离开温州这么久，好像也变的老实谦逊的，年轻时候的戾气全被他的第一故乡折磨没了。他开始怀念第二了。
但他不说他想我了，这一点，和他以前一个模样。也可能他是真的不那么想了。
妹妹怨我没有写信多做挽留，我笑笑不说话，说不清楚，只觉得这么做没有任何意义。倘若我真的写信告诉他叫他念及过去的情分，让他义无反顾的抛下一切与我相伴，这样的叫他回头，他真的回头了，那又怎么样？回头见到的，不过是又一片荒芜而已。
不过，可能还有我的软弱在作祟，我真的害怕是他不会回头。倒不如永远做那白月光，安静的恬静的像个死人。
母亲要是知道了，又要怪我没有长进了。可是母亲啊，您已经死了，省省吧。
后来我把徐先生协助我一起开的棋牌室关了，留下妹妹一人去了北京，我果然不去母亲的万分之一，没有头脑的只能凑集身上所有的钱在胡同的角落摆摊。但是我有力气，有时间，渐渐地小摊开始变大，成了小卖部，虽然卖出去的大多只是烟酒，不过足够养活我自己了。妹妹也走了，去了广东。我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要往广东那个地方奔走。妹妹再也没回来过，我也希望她别回到这个伤心地。
我爱吃虾条，于是进了很多上好佳的虾条。每天吃啊吃啊，终于把自己吃老了。我最终结了婚，有孩子，甚至了有了孙女。有天我又在一个人吃虾条，孙女跌跌撞撞跑进来，却很开心，手里捏了一朵小花问他“爷爷你瞧这是什么花，这么香？”
我的眼睛看不清楚了，但闻的很清楚，莞尔一笑，摸摸孙女的小脑袋咧开自己没剩几颗牙空洞的嘴，“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