瞬间仿佛房间里的空气都凝固了，肮脏的山羊皮口袋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在摊开的羊皮上，一堆金银财宝，珍珠玛瑙，蒙古妇女头戴的翡翠，珊瑚首饰反射着五彩斑斓的耀眼光芒，他们平生谁也没见过这么多金银首饰，每人顺手拿了一件财宝，互相交换着看着，史大学曾经在康熙征讨大军的商队里当过百夫长，算是见过一些世面，他断定这些都是无价之宝，这些价值连城的稀有财宝，在三双粗糙黝黑沾满污垢的手中来回传递着。他们又打开了另一只箱子，和先前那只先箱子一样也是满满一箱财宝，三人惊愕不已，最后还是王相卿对他们二人说道；“俗话说好 ! 天无绝人之路，现在这是两箱无主的金银财宝，任何人都不会扔下这么多财宝不管，除非那个老汉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发现，把它放在这里日后就成为别人的囊中之物，我们已经仁至义尽，现在要想活命，只有拿上这些金银财宝赶紧打道回府，用它们做我们今后东山再起的资本，你们二位看如何？”史大学和张杰一致同意王相卿的主意。于是三人用羊皮裹好这些金银财宝决定马上就走。
张杰提醒说，咱们三人步行背着这么多羊皮包裹，白天走路太显眼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从现在开始咱们白天睡觉，晚上乘天黑赶路，不是更安全吗？王相卿和史大学也同意，就按张杰说的办昼伏夜出 ! 在草原上是没有步行者即不骑马，也不坐牛车，或着拉骆驼，孤零零的靠人力背着包裹行走的外乡人，这种行为特别显眼和超乎寻常。这和内地不同，在内地这太正常不过了，而在广阔无垠的茫茫草原上就很不正常了。
明朝以前就有相当数量的汉人生活在蒙古草原的各个地区，和蒙古人共同从事各种形式的产生劳动，他们融入到蒙古社会中，成为我们国家民族之间血肉交融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朱元璋把蒙古人赶回到长城之外后，把长城作为明朝的北部边境线戍边布防，主动放弃了对北国广袤国土的管辖权，和本属于中国版图的北国领土人为的隔离了二百多年，为后来境外势力乘虚而入，为外蒙古的独立埋下了祸根。直到满清入关才又重新把国家主权延伸到了蒙古国和俄罗斯接壤的地区，话说远了，还是把故事回到王相卿他们身上吧。
长言道；马不吃夜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从此他们三人时来运转，首先买了大批产自外蒙古“得思更”“杭盖”“墨勒更王”“喇嘛哥哥”四地的优良品种的骆驼，把买卖越做越大，专门从事拉骆驼到外蒙古做买卖的营生。
上面多次提到过“外蒙古”一词，实际上在清代是没有这个叫法的，因为清朝时期整个蒙古地区都是中国的版图，清政府在现在的乌兰巴托设有道台衙门，管理蒙古地区各种事物。晋商所走过的线路上设的驿站，关卡都是有清朝户部管辖的收税部门。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人在乌兰巴托西北有个叫“乌里雅苏台”的小城镇开始起家，给商号取名为“大盛魁”买卖由小到大越做越红火，很快就超过了先前的所有商号，在晋商名单上榜居其它商号之首。这种局面维持了二百多年，直到民国18年也就是1929年才关门歇业。大盛魁到了1947年正式宣布倒闭。
“大盛魁”是晋商中最有代表性的大商号，他们在生意场上所开创的各种内部管理制度，就是放到今天也还是市场经济中很值得借鉴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人成了拜把子兄弟，他们买卖公道，平时穿蒙古袍，讲蒙古语，做事仗义在蒙古地区有很好的口碑。
“大盛魁”的成功带动了长城之外，北方地区相关产业的繁荣，后来他们把设在“乌里雅苏台”的总部迁回了归化城，三人开创的事业带动了归化城诸多的商人竞相效仿，那时主要运输工具只有骆驼，于是在归化城里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多家驼庄，相续又出现了牛市，羊市，当时马匹不允许私人经营，是有官商独家垄断，属于军需品。当时牛市叫牛桥，羊市叫羊桥，骆市叫骆桥，贩卖这些牲畜的晋商都要领取二府衙门颁发的牙贴，相当于现在的营业执照，方可进行交易。
到了乾隆年间“大盛魁”的生意开展的如火如荼，在晋商当中独占鳌头地位不可撼动。朝廷对往来蒙古地区汉人的限制也开始松动，在东北满族人的老家，也有了一定数量的山东人去某生活，打开了“闯关东”的大门。在山西“大盛魁”“天义德”“元盛德”和乔家大院的“复字号”老家，晋商的名声大噪，人们口耳相传，只要到了“葵化城”就能发大财（当时山西人称呼归化城为葵化城）正真意义上的走西口就是在这种梦幻引导下，从清乾隆年间逐渐形成了规模。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人学着三国刘，关，张结成了拜把子弟兄，他们规定“大盛魁”不允许自己家人进商号，“大盛魁”的经理在他们百年之后，要从外面聘请能人来当掌柜的，在聘任期间商号股东不得干涉所聘经理的买卖，如有不妥股东通过股东会议，可以解聘所聘经理，所以到“大盛魁”在1929年倒闭时“大盛魁”的后人出现了和最后一任经理段履庄的矛盾，对这件事情我在本文的最后再叙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