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咸丰初年，在土默川上已经形成了星罗棋布的村落，开垦草场种植庄家，“板申”农业迅速在土默川上空前延伸而草场快速消失，一双双祖祖辈辈拿套马杆的手，被迫下马卸鞍拿起锄头，从牧民变为定居农民，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全家辛苦一年也填不饱肚子，还欠朝廷几百甚至上千担粮食税银。在这个时期朝廷还勉强兑现着土默特蒙古人“自收自支”的先前刚入关时的政策，土默特蒙古人的收入包括从归化城羊桥，牛桥，驼桥等牲畜市场交易税，和托县河口镇从黄河上往内地河运木材税，有了这些收入土默特蒙古人的生活多少比走西口来的“寄民”生活稍微好一些，虽然家家户户都欠着朝廷的粮食税银，但日子还能勉强过得去。
“大盛魁”的生意越来越好，他们从俄罗斯，外蒙古等地贩来牛，羊，马，骆驼和沙金，玛瑙，俄罗斯蜜蜡，草药和各种贵重皮革，鼎盛时期单“大盛魁”一家商号就有从业员六千多人，骆驼两万多峰。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人已经过世，后人在“大盛魁”商号显眼的位置悬挂着三人的画像，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供奉财神的位置上，和其他晋商不一样的是不止单供财神，还供着一副扁担和两只木箱。现在很多游客参观“大盛魁”遗址时对此很纳闷。这是根据王，史，张三人的嘱咐，后人必须供他们三人曾经肩挑扁担随康熙征讨葛尔丹大军，做生意时使用的扁担，让后来者不要忘记晋商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至于那两只木箱是那位蒙古老汉装满金银的箱子，那是上天用来拯救他们三人，起死回生神的恩赐，要世代供奉。呼市著名作家邓九刚前几年写了一本书“大盛魁”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找了看看，内蒙古电视台的王新民导演拍摄了大型电视连续剧“大盛魁”收到了很好的社会关注。邓九刚在写“大盛魁”时，曾经亲自到他们山西老家寻找素材，可惜事过几百年 现在的后人对“大盛魁”知之甚少。中，俄，蒙文史专家来到山西省，发现保存有很多旅蒙商的家族大院，比如“乔家大院”唯独没有大盛魁的遗迹。
在呼和浩特有关“大盛魁”的历史资料有研究价值的非常少，这给文史研究者研究“大盛魁”历史带来很大的困难，唯一有研究价值的是已经过世的，曾经是内蒙古文史馆资料员，山西左云人被人称作塞外文豪刘映元写的“刘映元文集”中有关“大盛魁”的描写。反而在蒙古国国家博物馆里，却有着比较完整的有关“大盛魁”的真实历史资料，内蒙古文史馆的工作人员多次到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调看了很多“大盛魁”的原始资料，令我们的文史工作者兴奋的是，居然有汉文记录的“大盛魁”货物清单，价格表，流水账，税票，龙票，赊账合同，从业人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这些资料还有满文的和蒙古文的。蒙古国国家博物院规定只许看，不许拍照，复印。我们的文史工作者也和他们咨询了那两只木箱及金银财宝的故事，但查无实处，没有任何有关这方面的一星半点的资料。也许这是后人根据自己的想象杜撰的故事吧。
土默特蒙古人所欠官粮越积越多，户部催缴的也越来越严厉，清政府又在打土默特蒙古人土地的主意，既然你们土默特蒙古人缴纳不起官粮，那么就把托县黄河北岸，壮丁营（地名）二百倾草场提供给绥远都统管辖，另外再把武川县大青山北麓二万多倾旱地也让出来，清政府再找来山西农民耕种这片土地，所得粮食有粮饷厅征收后入库，是一种用土地置换，偿还所欠官粮税。这叫“代卖米地”也就是说替蒙古人代替缴纳粮食，因此减免了所有土默特欠粮税银，这就是蒙古人种地不纳粮的由来，也是土默特蒙古人丧失全部草场的根源。草场没了土默特蒙古人再也不能过放牧生活了，过上了靠种地为生的日子，过去自家的草场租给了“寄民”耕种，源源不断涌进来的走西口农民成片成片的开发草场种植农作物，这些土地原本属于土默特蒙古人，但现在它的归属权早就移到了汉族大地主手里，贫穷的农民一年的收成，大部分交地主的租金之外，还要缴纳粮饷厅的管理费，在这种双重盘剥之下，走西口来的农民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靠压榨盘剥老百姓才能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天底下从来就没有过为老百姓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土默特蒙古人虽然种地不纳粮，咋一听是好事，其实虽然土默特蒙古人种地不用再纳粮税了，实际情况是他们失去了全部可自己耕种的地，所谓种地不用纳粮也就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