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北部地区历来都是靠天吃饭，元，明，清三代基本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乱，在这种相对太平的历史时期，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而可耕种的土地不会因人口的增长而增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再加上统治阶级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连年的的灾荒使人们苦不堪言。晋商的成功就像是“阿拉的神灯”照耀着通往天堂的道路，“归化城”里的驼铃声更像是神灵的呼唤，山西北部十三县的贫困农民，互相拉引着开始走“走西口”的艰辛历程。山西人走的关口基本上都是东起“张家口”中部“马市口”西部的“杀虎口”。我就单从“杀虎口”讲吧，山西人说的走西口基本上指的就是今天右玉县的“杀虎口”。
乾隆年间虽然不再限制汉人来往蒙地，但是不管什么人，无论穷富过“杀虎口”都要有朝廷开具的“照票”才能通关。走西口的人员成分比较复杂，有乞讨要饭的，有投亲靠友的，有闯生活的普通农民，有身怀绝技的工匠，有吹拉弹唱的艺人等等，这些人都是光明正大的走“杀虎口”其中也有逃犯，他们就不敢走关口，身上也没有“照票”只能偷偷摸摸的走山路，爬过长城来到土默川。
当年康熙三次御驾亲征葛尔丹，其中一次还住在“归化城”十几天，因此康熙对土默特蒙古人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当他的征讨大军到达乌梁素海边，看到乌拉山上的植被繁茂树木参天，于是留下圣旨，命令乌拉特三公旗的蒙古王爷，乌拉山定为神山，树木不许砍伐。
顺治时期还在延续明朝的政策，限制汉人到长城之外某生。明朝时期已经定居在丰州滩上的汉族人的后代已经蒙古化，从阿勒坦汗时期在土默川上兴起来的“板申农业”经过一百年后的乾隆年代，再没多大的发展。“板申”一词有两种解释一说是蒙古人称呼“明人”的用语，是汉语“百姓”一词的变音。还有一种说法是蒙古人那时仍然住蒙古包，那些从内地来的“明人”用夯土搭建房屋，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蒙古人称呼“明人”的房屋为“白信”，直到如今蒙古族人见平房时，仍旧叫做“白信”。
到了康熙晚年，号称“千古一帝”的玄烨，对同是游牧民族的蒙古族人产生了戒备心里，感觉对大清王朝威胁最为严重的是土默特蒙古人，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分化控制土默特蒙古人的措施，首先是把游牧在呼伦贝尔一带蒙古部落，迁移到四子王旗一带，把游牧在额尔古纳流域的蒙古达尔罕部落和黑龙江流域的蒙古明安部落迁徙到现在的包头以北地区，即如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把游牧与克鲁伦河一带的察哈尔部落迁徙到如今的锡林郭勒盟南部一带，并下令这些蒙古部落不能随便游牧到朝廷规定的区域之外。这样康熙把蒙古人那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范围固定在了一定的范围，不允许他们之间相互越界放牧，同样也把土默特蒙古人也牢牢的控制在了阴山以南的狭小区域内。蒙古人那种整体大迁徙的历史习俗，就这样被康熙固定在了重新分配给他们的领地内，各蒙旗之间从此有了固定的草场互不干涉。
到了雍正年代走西口的汉人基本上还是春来秋去，仍旧被土默川上的居民称作“雁行人”，而这时归化城里来自山西的商人已经站稳脚跟，各种商号林立，茶馆，饭馆，旅店，粮店，典当铺，戏院比比皆是，甚至还有了妓院。“大盛魁”已经成了晋商中的领头羊，“元盛德”“天义德”也是如日中天。这些商号把内地的货物用骆驼运输，开辟了一条从归化城到库伦（乌兰巴托）再经“恰克图”一直到“莫斯科”的陆上“丝绸之路”当年“大盛魁”的总店开设在外蒙古“乌里雅苏台”后来拉骆驼的人常说的走前营，走后营。这个前营就是指“乌里雅苏台”而后营是“科布多”走库伦也叫走“大圐圙”。
新兴的商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空前发展，在归化城的牛桥边，兴起了为他们服务的骆驼市场，最有代表性的是“天盛昌”驼庄，开设“驼庄”必须到二府衙门领取牙帖，相当于现在的营业执照，根据“驼庄”规模的大小有一等牙帖，二等牙帖。
还有羊市，和牛市，也叫（羊岗子，牛岗子）也有官方办的马市。有买卖就有中间商，这种行业叫“牙纪行”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叫“牙纪”这些“牙纪”精通蒙语精通市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行话，行外人是听不懂的。做生意的方式是在袖筒里捏手指，他们能让买家满意也不让卖家吃亏，都是一帮精明强干头脑非常灵活的年轻人。
土默特蒙古王公在市场上设的税收部门，叫“二府衙门”，他们从驼庄，羊岗子，牛岗子收取交易税，那些“牙纪”也必须持有二府衙门开具的牙纪证书，也分等级。二府衙门所得税银都用来做了土默特蒙古王公的资金来源，这更让朝廷烦恼。加上蒙汉人民之间和睦相处，公买公卖的和平景象，让清朝统治者感到非常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