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土默特人除了少数几家蒙古大地主之外，所有的蒙古人都没了草场，尤其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各列强赔款的白银，都摊牌在了广大劳动人民身上，蒙古王爷把土默特蒙古人的土地顶给清政府，代替摊派的白银。土默特蒙古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清政府拿上蒙古人的草场，再高价买给从山西来的有钱人，这些少数有钱人一次能从清政府衙门里买到几百倾甚至上千倾的土地，他们再把土地租给从山西走西口来的贫穷农民。这样清政府官卖蒙地，新兴的大地主盘剥“寄民”，最后苦了土默特蒙古人和广大走西口来的“寄民”。清政府把剥削所得的白银赔给了西方列强，清政府自己反而也财政枯竭，日益败落可谓祸国殃民 ! 从中得到最大实惠的是极少数的蒙古王公和汉族大地主。
不可思议意的是，清末国家财政逐渐衰落之际，而以拉骆驼为生的几家大商号的生意却更加繁荣发达，以“大盛魁”为列来讲，他们的商号从内地大量廉价采购茶叶，绸缎，布匹，也就是说小到葱姜蒜，大到绫罗绸缎，包罗万象。再把蒙古草原上的皮革，毛绒，玛瑙，草药等用品驼运到天津，远销英法等国家，获取的利润相当丰厚。在晚清那种国家内忧外患，经济全面崩溃之际“大盛魁”为塞外经济的复活，蒙汉各族老百姓的生活，在物质上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在这方面晋商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当然“大盛魁”不是人民的大救星，是商人就要算计利润，后来他们经营模式中出现了一些负面的行为，为各中小晋商，普通老百姓放高利贷，使得很多商号因此破产，老百姓倾家荡产。在满清昏晕无能政府的统治下，任何商号也不可能永远繁荣昌盛，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深入到社会各个环节，骆驼慢慢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大盛魁”等以拉骆驼为主要运输工具的晋商先后倒闭，“大盛魁”于1929年彻底关门歇业。
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至1884年）间，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当时，山西吏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鸦片流毒严重。清政府压榨老百姓的税赋相当繁杂，农民向朝廷缴纳税赋是按人口收取的，张之洞发现山西中北部很多县的人口户籍早就不在山西，很多人被生活所迫走西口到塞外某生活，实际人口和户籍统计字不符，于是上奏朝廷，对离开山西的人，消除其在山西的户籍免其税赋，算是为山西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绥远将军和归化城衙署也得到朝廷根据张之洞的奏报，要给走西口来塞外的“寄民”落户。“寄民”一旦落户，其性质就变了，从原来的“寄住”在塞外或者“客居”在塞外的人，变成了当地的合法居民，也就是“由原来的租房客，变成了房子的主人”。这样一来原来绥远将军二府衙门和土默特“借”的土地，将彻底丢失，绥远副将军和副都统怕引起土默特蒙古民变，他们自己的草场也在被“借”的范围内，所以向绥远将军提出抗议，绥远将军奏报朝廷，很快被驳回，二人也被革职。汉族人民从乾隆年间开始走西口，到光绪年间历经一百七十多年（明朝时期到清顺治，康熙时代已经有汉人生活在塞外，被称“雁行人”但那时人数不多，所以不算走西口的历史阶段）他们几代人都生活在土默川上，事实上已经是这片土地的使用者，落籍土默川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随后的几年土默特地区发生多次土地纠纷，失去草场的蒙古人和耕种土地的汉族人之间的矛盾此起彼伏，满清政府腐败无能，不可能有效的解决土地纠纷案，由于统治阶级愚昧无知和粗暴镇压，人为制造了劳动人民之间的相互排挤和心里隔阂。由于对外清政府的无能，被列强欺辱，对内残酷的剥削压迫，清政府这条破船不堪负重，载不动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必然要沉没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之中 !
直到解放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蒙汉各族人民同舟共济，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走向了繁荣富强的强国之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在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关怀下，土默川上蒙汉人民之间才有了真正的相互了解，有了了解才能相互理解，相互理解才能达到正真的民族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