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蒙商的故事题材非常丰富，由于我写作功底有限，文化基础薄弱，历史知识的欠缺，思绪脉络不够清晰，使得本是一部融入着晋商艰苦创业的苦难历程，描写的苍白无力，缺乏历史的厚重，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且又滔滔不绝有些“语无伦次”先后颠倒拖沓，实属文化积累的浅薄，还望读者多多包涵。
旅蒙商的起点是随着康熙平定葛尔丹而发展，在满清初期兴起，到民国初年衰败，前后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历史过程，如果追根溯源，其实在元朝时期已经有很多京津冀地区的商人活跃在茫茫草原上，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渊源，为民族之间的团结留下了不可磨灭丰功伟绩。
前面叙述了民间迁徙中最有代表性的山西省北部十三县人民走西口历史，从阿勒坦汗时期，土默特蒙古人把明朝人称作“明人”并有计划的“召民”到土默川开发“板申”农业。顺治年间的“雁行人”再到乾隆年间开始大规模走西口来到土默川上的“寄民”最后到光绪年间的“寄民”落籍的历史过程。从顺治，康熙时代限制汉人定居塞北，到乾隆年间到嘉庆时期开始鼓励招募内地汉人来土默川开垦草场，历经二百多年的走西口历史，这段历史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走西口这种特殊词汇才算正真结束。
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走向衰败已成必然。相续和各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税银大量外流，历史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岁月，丢失了外兴安岭大片的国土。鸦片向瘟疫一样蔓延侵蚀人民的灵魂，鸦片的大量种植使农业凋零，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绥远地区历史上的三次大灾荒，除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客观因素，都和种植鸦片有着不可分割渊源。
“辛丑条约”的签订，使的各列强开设的“洋行”林立，刚刚起步的民主资本受到挤压，反而塞外的皮毛行业兴盛起来，原来不值钱的皮毛，猪鬃，骨头，猪血等都被买办收购，从天津港远销欧美。在这个暂短的“泡沫”经济繁荣时期，绥远晋商三大号又意外的延续了三十多年，但不管怎么样都是“强弩之末”伴随着清末民国初年那种血雨腥风的社会大动荡，绥远各大商号相续倒闭，社会的动荡又造成历史文献的缺失，为后来文史研究工作带来不可挽回的缺憾。
时光到了1967年，在呼和浩特市城西南郊区白庙子人民公社，有一天呼市玉泉区的“红卫兵”受玉泉区造反司令部的委派，开着两辆大卡车浩浩荡荡的来到白庙子人民公社，直接到公社食堂把炊事员田二挠带上卡车，直奔庄家地里，村民早就知道那里立着两根石柱，大概两米多高孤零零立在地里好多年了，没人知道它的来历，因为建村之初石柱早就立在未被开垦的草场上。据呼市董家花园后人，呼市历史民俗学家董昌老人回忆，他当时正好在白庙子公社蹲点，他和其他公社干部也都跟着到了地里。
这里现在已是公社的庄稼地，红卫兵让田二挠带路，到了两根石柱傍，问他这里是不是大资本家“大盛魁”埋变天账的地方？当时把个炊事员吓得浑身颤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红卫兵们告诉他要站稳阶级立场，是站到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就看你现在的表现了 !
原来这里是“大盛魁”从土默特蒙古人那里买来的一倾地，用来放养骆驼。每当“大盛魁”走完前营后营回到归化城（前营是乌里雅苏台，后营是科布多）就在这里放养骆驼，历时已经二百多年了。“大盛魁”有个规矩，创始人王相卿，史大学，张杰三人的家人都不能在本家商号打工，所以后来他们三家的亲戚来到归化投奔“大盛魁”，商号让他们各自找营生，以自己的本事安家立业。绥远地区很多姓王，姓史，姓张的山西祁县人，几乎都和“大盛魁”有某种血缘关系。
几百年过去了“大盛魁”也今非昔比，清咸丰年间，史大学的一个亲戚来到归化某生，在白庙子村租了几亩地，以种地为生，到了民国初年“大盛魁”已经濒临倒闭，最后一任经理段履庄便雇了史大学这门亲戚，让他看护“大盛魁”这一倾地草场。史大学家这位亲戚也很能干，他在这一倾地的中心盖了几间房子，当时叫缸房，腌制咸菜，造酒，榨油，做豆腐，粉条等产品专供“大盛魁”六七多员工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