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国王颁布了一条法律：

凡是要进入本国的外国人必须陈述其进入本国的真正理由，那些没说真话的人将被处以绞刑。

一位辩士给出了这样的理由：

我之所以来，就是为了让国王拿这条法律判我绞刑。

如果你是国王，想必也会左右为难：

如果他的理由为假，那么应判他绞刑，但是一旦判他绞刑，却又证明了他来“就是为了让国王拿这条法律判我绞刑”为真。

这是维特根斯坦著名的“国王的悖论”。

那么，问题来了：国王现在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才能使他以后不再为自己惹来尴尬？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打破悖论的迷思。在这里，我提供两个理解的角度：第一种是运用逻辑层次理论来理解，第二种是运用罗素的类型论来理解，其实二者的实质是一样的。

先看第一种角度。逻辑层次理论中有“种类”及“成员”这两个基础层次，当然，种类比成员要高一层次。设有非空集合G，G＝｛a，b，c......｝，G是种类，a，b，c......是成员，那么，G与a，b，c......属于不同层次，所以G∉G。

因此，要解决国王的尴尬，很简单，在原有法律基础上稍加修改即可：

凡是要进入本国的外国人必须陈述其进入本国的真正理由（本条法律除外），那些没说真话的人将被处以绞刑。

再看第二种角度。罗素在关于数学基础的研究中发现了集合论悖论：设想有一个由所有不是自身的类组成的类。那么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类是不是自身的一个元素呢？回答是：如果它是自身的元素，则它又不是自身的元素；反之，如果它不是自身的元素，则它又是自身的元素。于是，悖论产生。由此，罗素得出结论：“在一切逻辑的悖论里都有一种反自身的自指。”

问：有一个理发师，他只给村子里自己不刮胡子的人刮胡子，那么，理发师自己刮不刮胡子？

分析：如果这位理发师不给自己刮胡子，那么，他可以给自己刮胡子；如果他给自己刮胡子，那么，他将不能给自己刮胡子。

悖论产生了。

如何解决呢？

罗素主张划分出不同层次的类型。第一类型的类，不包括自身作为元素。即，这位理发师并不存在于“村子里自己不刮胡子的人”这一类型中。他属于更高一层次的类，即第二层次的类。设有非空集合G，G＝｛a，b，c......｝，则G∉G，同时存在a＝｛A,B,C......G......},a∉a。以此类推。这种层次划分从根本上避免了类型混淆，或者说逻辑层次混乱，从而消除了一切悖论。

悖论的产生与消除，实际上是在帮助我们理解重新框定在解决问题时的重要性。你面临的问题，就像是你手中的一幅画。问题有大小，就如画自有其格局，如何看待问题，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画框来框定你手中的画。

重新框定对于解决问题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它具备以下条件和特点：

1.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是建立在我们将所知道客体（事物）分成不同种类的基础上的。这些种类由人在自己的心理上构建出来，成为一整套思考问题的秩序。

例如，我们将狮子和羊都定位为“动物”，从而不去在意前者食肉，而后者食草。同理，当我们将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都框定在“恋爱中的人”这个层次上，就不会在意他们所爱恋之人的性别问题。

2.一旦某一客体被人们概念化成为一个既定种类的一个成员，人们便很难把它视为同时属于另一种类的成员。

例如，当我们将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视为两个不同种类中的成员时，“同”与“异”的针锋相对，使得人们进入一种非此即彼的虚假两难选择。似乎支持同性恋就意味着对异性恋的某种侵犯。在这种思维框架下思考问题的模式就是这样的：

不是...就是...

因为甲不起作用，那么只能选非甲。

生活中，到处充斥着这样的逻辑：

市民：我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是个错。

政客：你为什么恨美国？

网友1:发生了这么大灾难，小丽竟然在晒娃。

网友2:是啊，太不爱国了。

3.如果都如第2点所说的，概念化后的种类成员在人们看来很难再归属到另一种类中，那么重新框定就不可能发生。幸运的是，一旦我们找到合适的另一种类后，就不会轻易回到原来的格局中。正如奈杰尔·霍华德所说：“如果一个人开始知道有关自己行为的理论后，他便不会被它束缚住，而能够自由地选择不再服从它。”

例如，在动物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彼此怒视，直到一方撤出僵持，他们所付出的成本就是僵持期间浪费掉的时间和能量，而原本他们大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和能量去觅食或寻偶。当他们意识到这种对峙行为对自己无益之后，自然会选择和平地各自忙碌，如果他们可以意识到的话。其实，国家间的博弈又何尝不可作如是观。

最后，用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来总结重新框定的实质，那便是：

重新框定不是让我们注意到什么，不是产生什么洞察，而是教我们玩一个不同的游戏，以使得老把戏不再管用。

当然，解决问题要比游戏严肃得多。至少，以游戏态度来解决问题并不可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