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军的钱被盗，三百块。
那天是农历八月的最后一天。
钱是中午丢的。
小屋内就我们四个人，我们三人理所当然成了怀疑对象。
晚上吃过饭，长军在他的下铺翻箱倒柜找一通，问：“你们谁见了？”
我们都说谁也没见。
长军气凶凶地说：“那你们赌个咒！”
秋贵刷地一下从床上坐起，气呼呼说：“好，我拿了是你养的。”
杨涛跪在床上说：“我拿了，出门叫车轧死。”
我没吭声。
长军看着我说：“建军，你呢？”
我说：“我什么！我凭什么给你赌咒，就是我拿了你也得有证据！”
长军知道我也不好惹，骂：“日他姐，谁拿了给他妈买棺材！”
我们都没吭声。
长军又说：“杨涛，你没拿，脸咋恁红？”
杨涛呆住，不知说什么好。
我翻身起床，出门。
杨涛和秋贵也相跟着向屋后走去。
天上满天星，一闪一闪的。
我们坐在屋后的土坎上，秋贵骂：“啥球人！不是人，疯狗，乱咬。”
又说，“要不是看他恁大球个子还没老婆，我非漏他的底不可。”
杨涛拉住我的手，带着哭腔说：“我真没拿，我遇事脸就红，心就跳。”
我说：“我也知道你没拿，别说他了，恶心！”
我们不语。
远处的建筑工地上亮着很耀眼的灯，闪着碎玻璃般的光。
隐隐约约能听见工地上加夜班的嘈杂声。
我岔开话，说：“秋贵，啥时候能吃你喜糖？”
秋贵把手掌举到眼前，反一下正一下地看，说：“吃熊，咱们那穷乡僻壤的，人家看不上。”
又说，“我可是真喜欢她呀，她叫我去偷去抢，甚至于去杀人放火，也敢。”
我想说牛不喝水强摁头不行，想想没说。
我说：“她叫你杀我们也杀？”仨人都笑。
杨涛说：“咱老家啥时候能好起来！咱们也不用出来打工了。”
秋贵把下巴搁在膝盖上，双手抱腿，说：
“咱家乡要是好起来，咱们说媳妇也好说了，能挑挑拣拣，再也不用低三下四求爷爷告奶奶了。”
杨涛望着遥远的北方，动情地说：
“咱老家要是真能好起来，我妈就能上大医院去看病，吃好点，补补身子。”
我啥也没说，嗓子哽得厉害。
如果我的家乡经济发达了，我也不会因为一千多元的学费，而把大学录取通知书压在箱底，与大学失之交臂。
我侧卧土坎上，泪水流过面额，流进耳中，流进心里……
星光灿烂，满天的星星高远，深邃。
夜很深了，小屋的窗口跑出小鸡般毛绒绒的光。
我说：“回吧。”
都站起来拍拍屁股，往回走。
忽然秋贵说：“不行，今晚我得给她写封信，是爷是奶就看今晚了。”
半夜醒来，还听见他的床上传来沙沙的写字声。
第二天上班，我发现秋贵神不守舍，频频往外张望，看见王琼老远走来，又赶快低下头。
王琼走进车间，径直向他走去。
从口袋中掏出一封信，三下两下撕个粉碎，扔到他面前，一语不发，转身离开。
秋贵呆了。
一双俊秀的脸庞红了又白，白了又红。
白色的碎纸屑鸡毛般撒落一地，在他的脚前徐缓地飘舞着。
他怔了一会儿，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怨恨地瞪王琼一眼，蹬蹬蹬向宿舍跑去。
中午我们回到宿舍，秋贵已不辞而别。
杨涛在他的床上发现秋贵新买的席子，换席时，呜呜哭了起来。
我的心中也很难过，就想起秋贵平日的诸多好处。
躺在床上，意外地发现枕头下面有张纸条，字迹了草：
建军，我走了，我是没脸再呆在这里了。前几天，长军对我说，你怀疑是我告的密，那晚下雨醒着也不给我开灯。
我一直想给你解释，你不要怨我，也不要怨长军，是杨涛说的。他也是没办法，他家穷，罚不起，看在我们相处这么久的份上，就原谅他吧！
另外，长军前几天不是丢三百块钱吗，我留下一百，我们每人兑一百块放在他床头吧，他也不容易。就此别过，秋贵即日。
我的眼泪一下涌出来，心中苦辣酸甜什么滋味都有。
秋贵走了，小屋内安静了许多。
晚上我和杨涛躺在床上，各自想着心事，空气沉闷。
长军在擦皮鞋，说：“你们知道王琼为啥玩他难堪？”
我们没理他。
他停止动作，说：“他肯定要日人家。”
我心想，这人心术怎么这么不正。
就说：“你看见了?”
他不屑地说：“这还用看，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又说，“走了好，拔个萝卜地皮松，走了好！”
我看着他那兴灾乐祸的样子，象吞只大苍蝇，为什么走的是秋贵而不是他。
就没好气地说：“他走了肯定好，你就可以胆胆大大地把你的女朋友领来了，省得偷鸡摸狗的。”
“你！”长军一下子停止动作，大张嘴没说话。
六
农历九月初二晚上十点左右。
长军忽然拎着酒和花生米回到宿舍，他立在屋中央，朝门外喝：“进来，吃了你。”
应声进来一个矮个子姑娘，极羞涩，不敢正眼看人。
长军把东西放在破桌上，拍着我的床说：“起来，别看了。杨涛哩，也下来玩玩。”
我们都没动，都说免了吧，不会。
长军黑着脸，说：“咋，看不起我，明天我就要走了。不管咱哥儿们以前对起对不起大家，在一起做事也这么久了。来，喝一杯，也不枉我们认识一场。”
话，也说到这份上了。
我只好放下书。
杨涛看了我一眼，也下了床。
长军用缸子给我们两一人倒有半杯，说：“喝，喝了，过去，哥儿们有啥对不起的地方，多包涵着。”
说着，又猛喝一囗，“我今年二十八了，还没碰到过对眼的女人，在这里碰见阿珍，可她哥儿们又不同意，咋办？走哇！只有走哇！”
说着，他双手插头，嚎啕大哭。
我心中酸酸的。
看那女孩正愁眉苦脸地坐在床沿边，一声不吭。
长军止住哭，说：“她哥儿们明天见阿珍不上班，会来找，到时候，请你们多关照点。”
说完，站起身，“扑通”跪在我们面前。
我忙扶他起来，心中难受，陡然升起一种苍凉豪迈的使命感。
第二天中午，果然来了几个气势汹汹的安徽男人，口口声声说找河南一个大个子。
我们都说不认识。
那几个男人骂骂咧咧：“逮住他，腿给他打断。”
随后，又来过几次，毫无结果，遂不再打搅我们。
七
长军走后不久，杨涛收到家里一个紧急电话：母病危，速归。
杨涛边收拾行李边哭成泪人，晚饭也没吃，想到他家的艰难。
又想到老板娘的蛮不讲理，工资不好清，更添了一份愁怅。
谁知那天晚上我和杨涛去找老板娘时，她竟然没难为我们。
盯着杨涛哭得烂桃似的双眼，疑疑惑惑看了很久，遂把工资全给了他，只是把工价压得很低。
第二天早晨，我买了两罐奶粉给杨涛。
他执意不收。
我红着眼说：“拿着吧，是叫你妈，也是叫我妈喝的。”
我们俩都哭。
我送他到常平火车站，一路无语。
起风了，衣裤措措作响。
一只黑色的塑料袋子在我们头顶飘舞，无所依附，象不散的阴影，象倒塌的墙壁，压得我们透不过气来。
路上，杨涛几次欲言又止。终于，他看了我一眼，说：
“其实，长军那三百块钱根本就没丢，被老鼠拉到了洞里，这还是他喝醉酒之后告诉秋贵的……”
顿了顿，又说，“他想把我们凑的那三百块钱还给我们，可他不好意思。不过，他说他会处理好这三百块钱的。”
临上车前，杨涛一把抓住我的手，哽咽着说：“建军哥，我对不起你，我……”
我握紧他的手说：“好兄弟，别说了，我不怪你。”
杨涛“哇”一声哭了起来。
我说：“快上车吧！路上保重。记着来信。”
说完，我忍不住泪掉头就走。
秋贵走了。
长军走了。
杨涛也走了。
我的工友我的老乡我的兄弟走了，都走了。
为了生活各奔东西，四处漂泊。
回到小屋，看着三张铺着纸皮的铁床，我蒙住头大哭。
中午，我意外地收到市抗洪救灾组委会的来信，写着“水口村一巷二号705出租屋全体员工启”的字样。
我莫名其妙，拆开：三百块钱捐款已收到，感谢你们这些打工者的热情相助云云……
这天是九月九。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拿着信，面北而注：我的故乡啊！你何时才能富有，我们不再漂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