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立东：最公平的高考，让我们丧失积累与效率
高考这种制度直接源于科举，1952年，大陆建立起来全国统一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统一高考招生据说能更好的显示出公平，也适应了当时国家快速选拔人才的需要。
高考本身就是为了显示公平，而且为政府快速选拨人才。至于其它的如社会发展，文化昌盛都不是这种制度设计时考虑解决的。
我也过去认为高考是最公平的制度，当然也就是最好的制度。因为高考给了每一个人机会，即使最偏远山区的寒门学子，在理论上只要高考优秀也可以成为国家看中的人才。这确实是一种难以抗拒的制度诱惑，在这个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国度里，无疑给了广大的底层大众一服心灵的安慰剂外加行动的强心针。
但是最公平的制度就是最好的制度吗？逻辑感不强的大多数大陆人可能就把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对比高考那种按区域照顾大城市北京、上海的招生方式，“大锅饭”更加公平，但是让每个人缺乏创造与积累的动力，最后是大家欢天喜地的加入，灰头土脸的退出。
高考虽然可以提供公平，但是无法让知识积累与产生效率。
首先说知识积累，每个学校不可能根据本区域内知识的需要考核学生，学校有潜力，有特色的专业招不到老师需要的学生，或者说这些学生不是老师与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个专业就不能厚积薄发，最终发扬光大。
有人说秦始皇从肉体上消灭了贵族，隋文帝的科举考试则把贵族从精神上消灭了。中国文化从科举之后就没有了积累，中国人年复一年的翻看官方指定的文书，而不再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积累知识。知识不积累、不纠错，这让中国如此长的文明连逻辑都不能产生，历史连逻辑都难以理顺。失去兴趣的指引让中国文化变得枯燥并不讲求人性，最后其发展出来的体系与人们基本常识也相悖，
再说效率，经济效率是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体现。学生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社会能高效率的运行。老师需要按效率的要求培养学生，政府只是社会的一小部分，按政府要求选拨人才只需要少量的公务员考试就可以了。而多数人才的培养应按社会上公司、企业的需要培养。公司、企业需要的人才千奇百怪，加上各处地方资源、风俗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全国统一要求的高考显然无法适应这些要求，许多大学生现在毕业即失业，就是因为他们的所学无法与当地市场的经济衔接。
民国时期为什么学术泰斗倍出，就是因为他们所学的知识能与社会产生共鸣。据统计，1936年，全国已经有100多所大学。当时的高考制度是各所学校自主组织命题，学生可以选择报考多所大学，也可能同时被多所大学录取。
高考的正面作用确实是有的，高考普及了教育，使大陆人在青少年时期的学习压力远大于其他国家，大陆人的理性知识的应用能力远强于外国人。据说美国高中生都不一定能掌握的三角函数，中国初中生就可以应用自如了。不过理性应用能力并不能直接改变世界，理性与感性的结合才是创新、创造的良方。再加上大陆人理性知识通过了官方的筛选，选取的部分缺少逻辑关联，而且在人文方面有难以弥补的欠缺，因此即使在纯理性知识的应用上，大陆学子也是难以在日后取得成就。
据腾讯新闻报道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调研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包括安徽、云南等省份的124名高考状元。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状元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罗崇敏认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约出现了2000多名“高考状元”，现在没有一个成为该领域的精英人物。丧失积累与效率的高考在中国还能走多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