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婚不育主要是思想问题

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从2011年到2021年，我国登记结婚人数在2013年登上峰值1346.9万对后，便一路走低，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2021年跌到763.6万对。同时初婚年龄推迟。2011年，我国初婚年龄为25岁，2014年26岁，2017年达到27岁，2020年逼近29岁。一些大城市出现大量剩男剩女。

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1062万，比2020年减少138万人，与2011年的1599万相比，则减少了500多万。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是1960年以来，我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不婚不育。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到底什么原因导致一些年轻人采取不婚不育的态度？很多人认为是因为钱的因素，因为没有钱，就买不起房，养不起孩子，简单说，结不起，生不起，养不起。笔者不排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高房价是我们这些年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产生了无穷无尽的后遗症，也是我们这年改革发展过程中的最大教训，但在婚育问题上，一些年轻人采取不婚不育的态度，主要还是思想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笔者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仅仅根据对周围人的了解，发现钱并不是主要因素。因为首先，从阶层上看，大凡剩男剩女，往往不是工人农民，而是高学历的阶层，不是我们所谓的蓝领阶层，而是白领阶层。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虽然初婚和初育年龄有所推迟，但在能结婚生育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不结婚生育的。蓝领工人比白领阶层收入更少，而不是更多，这是钱的问题吗？

其次，从地域来看，越是大城市，问题越严重，越是农村或者小县城，问题就没有那么严重，生育两个或者三个孩子的不在少数。确实，农村单身男性越来越多，但这些人不是因为不想结婚，而是因为没有人看上他们。这和大城市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城市的这些高学历阶层，有着较高的收入，不是没有人看上他们，而是有些人根本不想结婚生育。为什么大城市与小县城的剩男剩女问题更严重呢？是钱的因素吗？

再次，从国际比较来看，越是发达国家，问题越严重；越是贫困国家，问题越不严重。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和地区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主要分布在欧洲（25个）和亚洲（5个）。其中，德国自1973年起开始人口负增长；匈牙利经历的人口负增长时间最长，从1980年持续至2021年，四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缩减近10%。俄罗斯1994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一直持续到2007年，2008～2019年恢复人口正增长后，又于2020年开启新一轮的人口负增长。日本自2010年负增长持续至今，十余年间总人口规模降幅约为3%；韩国在2020年初开始人口负增长，2022年比上一年减少了9.1万人，降幅为0.2。美国每年都会有大批外来人口加入到美国国籍，英法两国因为吸收了大批难民，这些国家人口增长率不降反增。英法等国，正在黑人化和伊斯兰化，白人占比逐年下降。与此同时，那些相对贫困国家，如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人口依然迅猛增长。这是钱的因素造成的吗？

在亚洲，低生育率的都是富裕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沙特阿拉伯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台湾2020年以来，，人口连续3年负增长。台内部事务主管部门统计，2022年出生数为138986人，死亡数为207230人。

香港政府统计处发布，截至2022年末，香港人口临时数字为733.32万人，与2021年同期740.15万人相比减少6.83万人，跌幅为0.9%。港府表示，2021至2022年的人口下跌由自然减少（即死亡多于出生）及香港居民净移出（即移入少于移出）组成。自然减少在2022年有所扩大，减少2.95万人。为什么越是富裕的国家和地区，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趋势越严重呢？这是钱的因素吗？

笔者不否认，越是富裕的地方生活成本越高。就高房价来说，不管白领还是蓝领工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那些在北京上海打工的农民工是如何在结婚生育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呢？许多农民工根本不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买房子，也不回老家村庄盖房子，而是在老家的县城购买一套房子，把父母接到这个房子里，帮助他们带孩子，然后两口子就一起来到北京上海打工，或者住集体宿舍，或者租赁一个小房子，生活成本压到最低限度，每年都能带回老家很大一笔钱。之所以花费几十万在老家县城买房子，一方面想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了使他们的父母可以一边为他们带孩子，一边还能照料几十里外的农田。就是说，他们知道，大城市是挣钱的地方，他们仅仅把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当成打工挣钱的地方，根本不把这里看成自己的家，他们不想当北京人或上海人，因为他们知道，在当前情况下，要成为北京人或者上海人的门槛太高，他们根本承担不起。他们这样做，不是更理性吗？

那些同样在北京上海工作的高学历的白领阶层为什么感到生活成本高和生活压力大呢？他们的收入应当比农民工还要稍微高一些，但他们的想法和农民工完全不一样，自己明明是打工人，但他们认为自己不同于农民工，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跨过成为北京人上海人的高门槛，偏偏要成为北京人或上海人，他们给自己下达了无法完成的任务，正是这种想法才使他们感到生活压力大，自己给自己作难。现在要成为体面的北京人或上海人，门槛真的很高。

那些出生于普通家庭的高学历的孩子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动用家里的“六个钱包”，凑了上百万元，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买一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好一点的家庭可以一次付款，更多的还要按揭贷款，背负房贷，按月还月供。这些高学历的孩子知道，要拼命挣钱，但挣多少钱真不是拼命不拼命所能决定的。没有大的发财机会，人的收入很难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提高。他们知道，结婚生子若干年后，孩子大了，需要换大一点的房子，但是钱从何来？特别是结婚生子二十年后，还要为孩子准备一套房子，钱又从何而来？如果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住的体面一些，没有两千万元是不可能做到的，至少为自己买一套一百平的房子，为孩子买一套一百平的房子，否则只能过穷日子，住小房子。两千万啊！大多数人是根本做不到的。这就是经济因素对大城市年轻人婚育观的影响，但归根结底还是思想问题，在没有能力改变大城市房价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像农民工那样想那样做呢？仅仅把这里当成打工挣钱的地方，把生活成本很低的家乡（县城以上的小城市）当成现在和未来的家。那样一来，还有这么大压力吗？

越是发达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收入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保障越完善，但是生育率越低，老龄化越严重。到底这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问题出在人们的思想上，主要是极端个人主义毒害了一些人的思想。

人本来不是个体的人，一生下来就带着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来到世界上。没有父母或家庭的呵护，人是无法活下来的。我们看到，每个人都可以独立行走，就以为人是可以独立于其他人而存在的。事实上，人是不可能离开他人而生活的，每个人都不可能制造所需要的所有产品，何况人还是社会动物，需要他人的陪伴与合作。

极端个人主义者大脑中没有世界，没有民族，没有国家，甚至没有父母，根本不考虑父母的感受，对于父母的想法是很不尊重的，他们脑子里也没有孩子，他们认为孩子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不指望孩子为他们养老，因为现在社会保障越来越完善。他们脑子里除了自己还是自己。这些人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人，连孩子都不想要，还能指望他们对谁负责呢？

我曾经去过北京一个公园相亲角，那么多老头老太太站在寒风之中，有的都七十多岁八十多岁了，眼前摆放的是孩子的征婚信息，孩子的年龄有的都四十岁五十岁了，还属于未婚单身。她们用祈求的眼神向每个过路人推荐自己的孩子。当时我被这一幕深深感动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他们的孩子应当知道父母为他们的婚事操心费神，但是他们感动吗？不，他们不感动，而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否则他们早就结婚成家了，他们一个个都是铁石心肠，都是冷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怎么能忍心让父母如此操劳？他们根本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这么着急和操心。

越是富裕和发达的地方，西方人的思想影响越大。西方人的思想当中确实有很多好东西，但西方文化之中，也存在有害或者有毒的东西，那就是极端个人主义。无论从国际上看，还是从国内看，西化越严重的地方，不婚不育和低生育率现象就越严重。甚至物质生活越富足，社会保障越完善，不仅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使问题更加严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真正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