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日子数到腊月，“父亲”的来电便多了起来。问我今年怎么样？帐摆得平吗？什么时候回家？尤其到腊月底，唠唠叨叨地，见不到我人，电话就不会停。到了年边还见不到就开始要埋怨我，别人都回来了哇。

回家的那几天父亲是最开心的，脸上的笑容就不曾消失过，哪怕是烧水，扫地，或是静坐在屋檐的小凳子上。

父亲走的这两年，电话断了线突然就没了。腊月的电话其实比平常多，大都是要钱算帐的，也有老乡问我什么时候回去的，搭个顺便车。但“父亲”的电话一直没有出现在显示屏上。父亲走的时候，电话没带走，还在家里，母亲不识字，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挨号码薄拔打，挨个问是哪个的。母亲不拔，“父亲”就不会出现。

从此，没有“父亲”的腊月，即便外面阳光灿烂，我的心里也总是阴沉沉的，满肚子的话闷在茶杯里，裹在烟圈外，手喜欢摆动，似乎顺手一拧，空气便挤出一连串的水滴。

父亲十岁时，参加新四军的爷爷遭人谋害，尸首葬落他乡。小脚奶奶无奈之下，将他送到江南毛坦一大户人家做长工。年幼的父亲帮人放牛，砍柴，做杂事，也偷偷的站在私熟学堂听老先生讲课，用树枝在地上学写字，在心里默记拔打算盘。解放那年回到家中，才十六岁的父亲凭着自己的努力竟然成了地方有文化的人。政府让他参加工作，年纪轻轻就入了党，经历过土地改革、普济圩农场荒滩改田的大开发。

这些都是我在童年时光时，听叔叔他们聊天的时候记住的。

我出生时父母已经从开发的农场回到程家墩了。我有记忆已经是七十年代还是在生产队，过“大集体”生活的事了。那时，父亲是党员也是队长，家里能看到一些“红头”文件，“内部”参考，和小伙伴吹牛时便有了资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的形象就高大起来，觉得父亲了不起，甚至是无所不能。

那时，要吃要穿的找母亲，要零花钱的找父亲。这种习惯到成家后外出，心里有了疙瘩仍旧要找父亲求解。

日子很快，快得我从父亲一转眼又做了爷爷。

在他乡，到了腊月心里便想到家，就开始数日子，一数就数到二十八。已经闻到老家新年浓浓的气息了，但我还在上海，回家的脚步依然凌乱跚跚。

我的生物钟被打乱，早晨四点多，我的思绪就开始在黑黑的夜空中东撞西撞，冰冷的风安抚不平烦躁的心情。我在苦涩的茶水和浓浓的烟圈中，等待黎明的曙光。

七点多我便出了门上了高速，雨携着风使劲地拍打着挡风玻璃，云层似乎就在我的头顶，沉重而又压抑。向西是回家的路，每次行驶在这条高速上我的心情都是喜悦的，今天我却高兴不起来，我还不确定什么时候沿着这条道继续到老家，但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归乡的脚步。在千灯道口下来，去淀山湖，那边还有最后一笔待收的工程款。

也不是最后一笔，昨天去金山同样如此，几十万的工资款只答应付十万。董事长被有关部门连叫两天去，调查、质询。两天后，我们坐到了一起，公司的办公室宽敞、大气，有点文化人的派头。平日里扬威扬武，走路用眼角瞄人的大老板，坐在我们的对面，此刻像个乡下来城里要饭的老头，一个劲地搜索着最好听的话语来奉承我们，恨不得我们彼此换个位置。

年，到了底便成了有些人的坎。

从淀山湖到锦溪，路上的车子稀稀疏疏。雨没停，风也没休息。到建筑公司的时候快十一点了，办公室里老总员工都在。喝茶的，聊天的，烟雾缭绕中，悠闲自得。

贾总知道我会来的，对于我双手递上的烟没有兴趣，对于我随后一大串地解释也没有兴趣，但还是礼貌地点点头。

四点多，他仍旧没有改口，坚持他付一半的真理，要钱的没有真理。

妻子的电话一直在催，一直在撞击着我的心底。如果父亲在世，我还可以和他聊聊，但现在不能，想想还是一声叹息，无奈之中跟着贾总去了财务室。

回家已是傍晚时分，没有夕阳的黄昏，天黑得早，所有的心思被夜幕笼罩得严严实实。慌慌张张将摆放在客厅里已有几天的行李，一一拎上车。女儿说她不回家了，餐饮业年底很忙，还有她自己更多的压力，作为父亲的我理解，她也是成年人，有她自己的思路，我只望她不要再让我担心。而在她一旁的妻子问我要不要吃点什么再走，反正晚了。

还用得上吃吗？我的腹中早已撑得快要胀裂了。

小区的路上，空荡荡的，惨白的路灯下，冬雨也变得透明。车头的大灯射向远方，面对茫茫，我没有迟疑，路在脚下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