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雪封冻了很久的大地，显露出了那细小的内芽，似乎让人嗅到了春天的气息，虽然时有狂风怒号，但那春天的雷声正在暗暗地酝酿涌动，在等待着春风的信号接纳和导引，一同花开大地，春光满园。
在1980年底，我们村启动了包产到户的改革，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刮进了小山村，我所在的一队也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化雨之中。
包产到户对于我来说，是个新鲜事物，我拍手叫好，但留下来的事儿也是一大堆，到底如何走，也是个未知数。
父亲当时在城关公社任职，一次跟他聊天时，他说，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民要求进一步放开对他们的束缚，以便于农民完全自主经营，种什么，种多少，由农民自己说了算。有一次，有人跟他唠叨对时局的不满，似乎交杂着怨言，入社那会儿，是上级派人挨家挨户地说服才入的社，可是一到分家分社，只是一夜的功夫。这人明显对包产到户有抵触情绪。 他说有几个老社员，曾坐在公社的门口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一边哭一边念叨：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退回解放前，他们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呢，你们不管管么？咱们贫下中农可真的要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啦！我们被派去解决，规劝了好一阵子，好话说了一箩筐，才把人劝回了家，但他们心里仍气鼓鼓的。
那些天，公社干部都到各个村子苦口婆心地做好解释工作。在推行联产责任制的工作中，确实阻力很大，但要求改革的呼声也不小。经过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辛勤努力下，逐步成了大趋势，大部分田都包产到户了，接下来是如何巩固，这给各级政府和领导也提出了问题，就是如何适应改革形势，改变作风和方法。当时那种“反正已经包产到户了，人家想种啥就种啥，到秋后收成怎样，与我无关，自己的日子自己过”的思想很有代表性。上级领导也一直在做下面人的工作，要摒弃无能为力的想法，有好多事在等待着我们去解决、化解和引导。
父亲的话，给了我信心。队里开会讨论包产到户的问题时，我是家庭代表，就第一个举手赞同。队里的人就说，小丫头片子，懂什么？但我还是据理力争。
时任队长的赵老宽召开社员大会，经过了几次的热烈讨论，最终通过了分田到户的具体方案。会议决定自1981年1月1号起正式分田到户自主经营土地，承包期限30年。 我们队里先分的是牲口，把牲口作价，然后几家分一头。我们和邻居几家分了一头枣红马，当年耕地就是用的那个马。有事大伙儿商量着来，过去牲畜是集体养，现在分到各户养，牲畜和人，都有个熟悉过程。我们那个组，大家轮换养这个马，到该我们家养时，就把它牵到我家的院子里，因为不熟悉马的习性，也不知它爱吃什么？就胡乱的给它弄些吃的。到春天，用它时，才发现已经瘦的不成样子了。大伙儿商量，不能这样养了，还是放在一家养吧，各家出点钱。到秋后，人们觉得不方便，你家用，他家也要用，算了，各买各的吧，把枣红马作价卖给了一家，各家分点钱。
我家加了些钱到市场上，买回了一头灰驴。我和妈妈用铡刀把秸秆轧碎，放点玉米糁，它特别爱吃，把玉米糁吵了它更爱吃。养的是个母驴。傻表哥那会也经常来帮我干活儿。当时心想，在养驴方面表兄当然比我强，但傻表兄在以后的种种表现 ，他也是外行，比我强不了多少。大驴到了发情期，我一个女孩子，不好出面去找驴配种，这些事儿就交给傻表兄去办，一般需要好几次才能怀孕，怀孕后，我就特别精心，等驴快要产驴崽时，就把傻表兄叫来，他就精心照料，但因为缺少这方面的知识，死了好几个，就活了一个。
表兄在我家也就是几天，多数日子，要靠我撑着。 成活的这个小驴儿，到能够吃草时，就让傻表兄拉到他们家了，等把小驴养大了，再送过来。几年后大驴有点老了，走路不快，干活儿都受影响，就把大驴卖了用小驴儿。我们和大姑家，两家合用着这个小驴儿，耕地种地，可以说小驴儿为我们两家也算立了大功。 刚才说的是把大牲畜分了，然后再分地，地是主要的。把地分成三等，一等二等是水浇地，三等是山坡地。然后在开会时，用纸写上哪块地，然后抓阄儿，凭运气。我们家一共分了15亩地。那几天，村上可热闹了，人们议论纷纷，中心还是包产到户。
分田到户了，社员们高高兴兴欢天喜地的过大年了。爸爸也特别兴奋，爸爸的工资可以全用来过个好年了，再也不用拿缺粮款了。爸爸说，今年可以把这些钱过年用，要给你们买肉吃了，买白面吃，买新衣服穿。妹妹弟弟在院子里高兴的蹦蹦跳跳。
早上起来，一个蓝蓝的天，啊，可舒畅，再也不受一些人的气了！自己，归了自己所有，听自己调遣。
分田到户后，我承包了村西边一面的小山坡，靠自己的力量，都栽满了柿子树 。小柿子树苗，在快速地长大。那会儿爸爸每月才开四十二块五，除了爸爸吃食堂外就交给我，养着五口人，不够花，怎么办？我每年摘了柿子去赶集卖，农闲的时候还去找点临时工，贴补家用。养猪、推土、垫圈、出粪，自己种菜，虽然是个女孩，比一个男孩干的还要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