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秋，我因"右派"问题被动员回乡务农。
起先，大队干部对我还比较同情，后因慑于造反派的淫威，让我和四类分子一样挂牌示众、出义务工。有一次，我趁到公社出义务工的机会，向公社领导说:"1962年山东省没搞"右派″甄别，我要是在安徽早就平反了；我回乡时，上级是上级是按退职处理的，发有退职金，现在把我和四类分子一样看待，我有意见！"公社书记当即回荅说:"知道了，以后不再让你出义务工了。"自那以后，大队干部就把我当作"有污点"的文化人使用了。
我体质较弱，生产队干部並没为难我，总分些力所能及的农活让我干，如副业记员，红芋种保管员，棉花技术员䓁，我都尽力干好，让社员们满意。 有一次，我下窖检查红芋种时，被农药熏成接触性皮炎，面部和两手肿胀渗液，生产队安排专人为我洗衣、做饭半年之久，还为我报销了医药费。
1970年冬，前妻经当地公检法判决与我离婚，三个孩子全都判给女方，我悲愤过度大病一场，身体瘦弱不堪。老队长王如印经常探望，还推荐一位老中医为我治愈了习惯性肠炎，使我又鼓起生活的勇气。 1975年春，我与河南女子结为夫妻后，没办任何手续，生产队就让她到队里干活並分给口粮，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上世纪后期，王人农民画二次兴起时，大队抽我到各生产队搞诗画上墙，以后又被区诗办公室抽去做诗画创作员，作品多次被被邀到阜阳地区和县城进行后期加工并参加农民画展览。中央宣布给"右派"摘帽后，我又被推荐为中学代课代师。
1979年初，我回荣成重新安排工作时，县委统战部我说，"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期间，荣成县把已经摘帽重新工作的人，全被下放回乡，有的还被批斗致死；而我下放原籍后，却被乡亲多方关照，也算幸运。
人经患难逢知已，终生难忘父老情。1979年，我被调回利辛工作后，每当乡邻来访，我和老伴都热情接待、尽力帮忙，还捐款支援家建设。
我家搬居嘉禾阳光城后，由于紧挨县医院，经常遇见来县就医的乡亲。每当此时，我和老伴都带着礼礼品或礼前往慰问，绝对凉场。
人遭劫难逄知巳，终生不忘父老情。
(此文曾被《安徽老年报》2016年6月10日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