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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语言？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本文所说的语言是按照相关资料整理出来的，整理的目的只是为了后续学习和理解的方便。对于本文中相关语言的各种说法，既无意挑战权威的定义，又无心在语言这个说不清的问题上牵扯，仅仅是个人学习语言的一些不成熟的收集和整理而已。（一旦发现错误，即刻纠正。）
对于什么是语言，有一个最简单的说法，那就是：大千就是语言，语言就是大千。
大千即大千世界。《起世经·阎浮洲品》描述：一千个世界集合为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集合为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集合为一个「大千世界」。
举个例子来说，就是根据地层层序率的观点，自然界地层形成的顺序是自下而上依次堆积。而在正常情况下，居住于同一地点的人类活动形成的堆积也是按时间的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堆积形成的，其下部地层中包含的遗迹、遗物在年代上应早于上部地层。
对于一层层地层里包含的遗迹、遗物普通人大多知之甚少，即使见到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但考古学家等专业人士就可以。他们可以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把这些常人不知道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出来。
这里所说的语言，实际上和历史差不多，有的已经消失了，有的还存世，有的像遗迹、遗物还有待发现。为了省事，直接将每一个地层看作一个大千世界，看作是语言的一部分，不管它是否存在或是消失。
另一种说法是，象和辞。它和大千有点相似，但又不一样。相似的地方，象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不同的地方，象是必须是被人感受到并认可的，而大千则毋需被人认可。
人看到象，经过精神加工以后，把它用口或是符号、话语表达给同类，那么他所表达的东西就叫语言。（我们往往对语言有个误区，认为人说的话就叫语言，这是本文不认可的，它应该被称为口语或是口传。尽管语言二字都有口字旁，但我们不能这样乱推。因为上古没有文字，对很多事物的认知和传承只能依靠口传心授。）
还有一种说法是，所有事物的语言存在就是它们的语言。
这里的所有事物包括人和非人的事物——近似于今天常说的“大自然”。人有人的“语言”，“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语言，人的“语言”和一部分为人认知的“大自然”的“语言”统称为语言。
语言不是本文的重点，只是如上简单地约定一下，以方便下面的叙述。
现代的语言学家们有的认为，人对于语言的发展并不是理智的，尽管也有主张像发展几何学那样，用纯粹的思维将语言发展为令人震惊的精确而可靠的一种意思表达。但事实却是，人的堕落会将使语言变得混乱甚至会否定以前的语言。
他们认为：人的堕落在使语言间接化的同时，为语言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此后，语言的混乱便近在咫尺了。一旦人类将名称的纯粹性损毁，他也就放弃了对万物的凝神观照——在这种凝神观照中，万物之语言向他传达，而这势必会剥夺人类那已然动摇了的语言精神之一般基础。万物纠缠不清，符号也就难免混乱。空谈奴役语言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愚蠢地奴役万物。伴随着对万物的否弃也即奴役，巴别塔计划以及语言的混乱就应运而生了。
之所以把这种观点摘录下来，主要是因为我在学习文学的过程遇到了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的确对很多纠缠不清的语言定义或使用上的混乱手足无措。再加上外国文学的影响等等，令人头脑混乱，不知就里。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里说：“故世界之大宗教，如印度之婆罗门教及佛教、希伯来之基督教，皆以解脱为唯一之宗旨。哲学家如古代希腊之柏拉图，近世德意志之叔本华，其最高之理想亦存于解脱。殊如叔本华之说，由其深邃之知识论，伟大之形而上学出，一扫宗教之神话的面具，而易以名学之论法，其真挚之感情与巧妙之文字又足以济之，故其说精密确实，非如古代之宗教及哲学说徒属想像而已。”
《〈红楼梦〉评论》是王国维从哲学美学观点来衡量《红楼梦》的文艺价值的专门论著。
稍有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一旦文学与哲学挂钩，哲学必将对文学产生影响。这种文与哲结合的新文学会变得精密化、理性化、逻辑化，一旦这种文学发展到了极端，它必会对幻想、无知、荒谬、神秘未知的事物进行排斥，从而造成浪漫主义式的文学和现实主义式的文学相互对抗。
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从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再到海德格尔、德里达，这些西方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无不对文学艺术情有独钟，但他们在研究其本质属性与作用时，都无一例外地将其“纳入”他们自己固有的哲学“理念”轨道，文艺成为建构他们富丽堂皇的哲学大厦的有机构件或华丽装潢，因而，他们对文艺思索的“哲学视角与维度”是不言而喻的。而亲身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学家们在完成艺术创造的主要任务的同时，他们对艺术创造本身进行的理论反思不乏对文学艺术直觉经验的总结和真知灼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才是对艺术的真谛感悟最深的人，他们对文艺研究的“艺术”视角而非“哲学”或“文化”视角对文学更为难能可贵，他们才是窥见了在文艺伊甸园中自由自在游玩嬉戏的文学精灵真面目的人。如果他们在完成创作任务的同时还能够对文学艺术自身的发展进行反思并做出超时空的理论总结，那更加是文学艺术本身的福祉了。而具备小说家、小说理论家、科学家和文学教授多重身份的纳博科夫正是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对文学艺术进行深刻反思的艺术家之一。
纳博科夫喜欢在小说中建构诗意，在诗歌中讲述故事。作为某种情结，这可以追溯到他所钟爱的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他从少年时代开始写诗，前后近六十年，诗歌是他既用俄语也用英语和法语写作的唯一文体，同时也是他作为批评家和翻译家从事著述的主要文本依据。
纳博科夫的小说无疑具有世界影响，但他的诗歌却很少受到关注。在他之后定居美国的另一位俄罗斯作家和诗人布罗茨基甚至评价说，纳博科夫只是个“未完成的诗人”（unrealized poet），“而正因为他是个未完成的诗人，他才是个奇妙的散文（小说）作家”。《时代》周刊对他的评价：“纳博科夫是很专业的诗人……一位极富创意的象棋大师和语言魔术师，他让人快乐，同时也快乐着自己。”
“我相信尚存活、尚流转之诗文的美丽承诺”，纳博科夫曾在一个短篇中这样写道。出于他的文学作品中意蕴着“诗性”，有人认为，诗歌是纳博科夫诗学的核心，是他获取作品文体与主题灵感的源泉，而不仅仅是外在的文本装饰。
自己最近写了一些诗，也早有以诗提高文学素养的打算，只是没料到国外的哲学家、艺术家、小说家们对诗歌的重视程度，读罢不觉冒汗。
唐代以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押韵是以韵书为标准的。唐代以唐韵（即《切韵》）为标准，唐韵成了通用的标准韵书。
五四以来，新诗成为诗歌的主流，诗词作边缘化生存。有不为者，有为之者。而为之者即乐之者、好之者。故有不作，作者多高手，如民国时代的黄节、宁调元、金天羽、夏敬观、于右任、胡汉民、谢无量、苏曼殊、柳亚子、林庚白等人。而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作家如鲁迅、沈尹默、刘大白、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等，亦莫不雅善此道。
现在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诗词创作不但是边缘化生存，而且出现了极大的分化。传统文化的衰微，几成定局。那些五四时期的高手、大师们的诗歌不啻为绝唱。
原初语言乃是人的精神存在，而古代的诗词恰恰是古人留下的精美的原初语言。许浑云：“吟诗好似成仙骨，骨里无诗莫浪吟。”，“诗在骨不在格也”。以前对于作诗认识的比较肤浅，竟然深信不已。作诗不知就里，诗必流于浅鄙，也就顺其自然了。
现在看来是自己的理解出了问题，随着对语言文字的认知不断深入，感觉在诸多方面的学习上越来越力不从心。特别是对于诗词的误判，让自己吃了不少苦头。如今也只好把以前丢下的东西重新捡起来，一点一点地啃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