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思想单纯，爱听易信。一听说某朝某代社会稳定，人民富足，竟能“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便对彼时彼代景慕至极，很以自己未生在那时为遗憾。
年龄渐长，疑惑也慢慢地生出来了：那时的经济真有那么发达？百姓真的那么富裕？社会治安真的那么稳妥？人的品德真的那么高尚吗？难不成他们受古圣先贤价值观熏陶，早几千年都成了雷锋？
虽然对“道不拾遗”的“景慕日渐淡漠却又不敢贸然否定。自己一向寡读史书，既无实考又乏深究，只好粗浅地以自己这并非”小人”的经历和心态去猜度古代那些“君子”之心，以当今的现状去揣测古代的情势，故将本文题目命为“道不拾遗浅揣”。
我生在解放初期（赊店1947年解放，我1948年出生），从小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初中开始学雷锋，读“毛著”。那时捡到别人丢失的东西交还失主是自然而然的事。倘或一时难觅失主，将拾到的遗物“交公”也比较容易，马路边有热心的人民信任的警察，学校里有拾物交公登记处。
高中一年级末，文革开始，人人读毛著，天天做好事。还要当“无名英雄”：帮人家干活得选在夜间；拾到东西，交给警察，不能报自已的真名，得称自己为“红卫兵”“红小兵”。虽有被道德绑架的感觉，但也没有过多的反感：人人如此，何必较真呢？只是隐隐觉得“斗私批修”越来越深入，“做好事”的人越来越像演员，你丢钱我捡到再上交的频率越来越高，唯独丢失和捡到的钱数却长时间稳定在一分二分的限额（也许人们口袋干瘪，想多丢也丢不起吧。)，不是道不拾遗,反倒是频繁的小数额的拾遗交公的现象冲淡了我原本对“道不拾遗”的敬仰和景慕。私下里曾妄揣：莫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斗私”越深入,私心藏匿得就越深越隐蔽？
后来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但遗憾的是一向被人们自觉或被动地恪守的道德底线，也捎带着被粉碎了。拾物交公的新闻愈来愈稀少，丢物难觅的情形渐成常态；越来越多的“君子”们从“梁上”跳下来，窜到车上船上，钻进公私室内作案。曾长期当过社办厂业务员的我就多次被“君子”们的第三只手光顾，让人挺狼狈，挺尴尬，心里也挺不平的。觉得与“丢——捡——交”的演戏比起来，世风更加每况愈下了。
捡到钱交公或者还给失主的行为习惯逐渐被人们遗忘、抛弃，甚而至于遭受轻蔑，大约是2010年前后的事吧。再往后，拾物寻失主或者交公也成了难题，。我就遇到过几件挺尴尬挺为难的事情。
看到地上有一枚或几枚硬币，面值一角、五角或一元不等。这情况那时很容易遇到，因为为一两个钢崩而“折腰”的人越来越稀少了。莫说是别人的遗物，就是自己丢掉地上的也不愿拾起来，怕被人讥笑为“小气”。而我这人却常常“犯贱”，总是不假思索地捡起来，再毫无信心地喊几声“谁的钱？”一般很少有人应声。这年月，还有几个人会去认领丢失的钢崩？交给“警察叔叔”的事也太遥远了，警察未必有那耐心，我内心也未必信得过他们。于是只得违心地据为己有，发誓下次再不做这样的傻事了。有几次在这样尴尬的瞬间，内心却忽地闪出灵感来了：古时的“道不拾遗”该不会也是怕惹麻烦而不愿拾、不敢拾吧？
哪知事与愿违，已经不愿拾遗的我，却真的遇到了捡到大钱的“好运”。
第一次捡到“大钱”且顺利地寻到失主并收到几声“谢谢”的事发生在2014年6月x日，我在南阳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复查身体。一大早起来去厕所，出来时看到一个鼓鼓的钱包，捡起来不敢打开就交到护士站了。因为包内有身份证，失主很快就被护士们找到了，一叠声的“谢谢”虽让我有几分难为情，但内心还是有几分温暖的。
好事不敢多重复，第二次捡到“大钱”就惹了不小的麻烦。2016年春期我在永兴学校教书。一个星期五下午，学校放周末假，来校接学生的家长络绎不绝。我正走在去卫生间的路上，忽然看到前边路旁有一沓子红色的人民币，捡起来数数，15张！哪个学生家长丢的？我不敢怠慢，立马找到校长去上交。校长用高音喇叭广播了招领启事，让失主找我认领，并嘱我仔细盘问核对，严防被人冒领。谁知这钱不是家长丢的，是一位辍学打工的孩子到母校寻访老同学时丢的。他找到我，说出丢钱时间和地点，大体上没错，只是钱数不对，他说丢1400元，我捡的是1500元。我不敢贸然把钱给他，怕出差错，答应在一周内没有更确实的失主来认领时再把钱给他。他急着返回郑州打工，死缠着我不放。我只好把自己的钱先给他三百元，让他留下联系方式，一周后再把余下的1200元寄给他。虽然没出差错，但心里却不大痛快。
节俭的习惯使我看见道上的遗物不愿不拾不捡，觉得糟塌钱物是罪孽；愚拙的本性又使我捡拾之后不愿裝入私囊，据为己有，怕晚上睡不稳觉。而捡到遗物后处理起来这样麻烦，拾不拾遗成了两难的命题。让人欣慰的是现在这麻烦的机率小得多了，社会的进步差不多已经能解决这一难题了。微信支付已在大多数非老年群体中普及了，路上遗失纸币或钢崩的事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道不拾遗”这成语大多只能用于“过去时”了。
现在，对于这即将成为“过去时”的史书上盛赞的“道不拾遗”现象，我有以下两点私揣，虽无充分的考证和有力的论据，但觉得于情于理都还说得过去。
首先，过去那些道不拾遗的说法到底有几分可信？依我看来大多是古代文人或史官给统治者涂脂抹粉罢了，夸张的成分太大了。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我们现在已进入小康社会，虽则多数人已经道不拾遗了，但其中难免出于摆阔气、怕麻烦的动机。以古时候的生活水准能从礼义出发而道不拾遗的人是不会太多的。饿死不食嗟来之食的廉者只能是极少数，不足以形成整个社会风尚。
其次，即使真的有这样道不拾遗的社会环境，人们不拾遗的原因究竟是怕污了自己节操不愿拾，还是出于法制的威压不敢拾呢？恐怕后者的可能更大些吧。传说李自成在河南时就故意让人把钱物弃在路发现有人捡拾，就把捡拾者杀掉。（当然这传说可能是统治者对起义军的抹黑），更不用说实行“偶语弃市”导致人们“道路以目”的秦朝了。为了证实这条不太善意的揣测和推论。我刚从百度网上查到了“道不拾遗”的五条出处，可供读者参考。
出处之一，《韩非子·內储说 下》：“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
出处之二，《韩非子·外储说 左上》：“子产退而为政，五年，国无盗贼，道不拾遗。”
出处之三，《战国策·秦策一》：“（商鞅变法）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强大，诸侯畏惧。”
出处之四，《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出处之五，《资治通鉴·周纪二》：“吾臣有种道者，使备盜贼，则道不拾遗。”
以上五个出处，第一个赞扬孔子，似乎是说鲁国在孔子治理下成了礼义之邦，但《韩非子》是宣传法家思想的，所以是为了宣扬法制还是赞扬礼制，似不好定论。第二个也出自《韩非子》，且子产是主张依法治国的，这种化境恐怕也是严刑峻法所致吧。第三第四两个出处，很明显是倡导法制的威力的。第五个出处中“使备盗贼”四个字点明了原因是法治。总之，那时候的道不拾遗多数是被严刑峻法威逼罢了。
再说，地上有遗物而无人愿拾无人敢拾也未必是好事，不仅糟塌钱物，浪费资源，而且天长日久，遗物变成垃圾甚至污物，岂不可惜？
总之我们没有必要盲目地为昔日社会唱赞歌，也没有必要随便地杞人忧天。科技和社会发展总会带动精神文明的不断进步。道上无遗物或少遗物，捡到了遗物有恰当便捷的归还失主的渠道和方式，这一天终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