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是世界上研究幸福学的顶尖人物。他用来验证幸福理论的仪器之一是大肠镜：大肠镜插入直肠后上下移动所造成不舒服的时间虽然只有几分钟，但患者却觉得很漫长。在卡尼曼的一次实验中，682名病人被随机分配进行常规的大肠镜检查，或是在结束前延长一分钟镜头不上下移动，保持静止状态的检查。大肠镜静止时不会像动的时候那么让人不舒服，因此，后一个实验组的病人在最后一分钟感觉稍微舒服些。整个检查过程延长一分钟，实验组病人痛苦的时间实际比另一组病人长，但因为实验组最后经历的是还过得去的感受，所以实验组病人对整个事件的感觉比较积极。他们比控制组更愿意再次接受这种检查。

（摘自【美】马丁·塞林格曼《真实的幸福》第8页）

看到这段文字时，我不禁噗嗤一声就笑了——大肠镜、直肠……这不就是往屁眼里插管子吗？经济学家居然能用这种奇葩的方法来研究幸福？

亏这些经济学家能想得出来！

说到幸福，我们时常想到的是：美酒、夕阳、鲜花、蓝天、拥抱……一些浪漫的字眼，一些优美的画面，这样重口味的举动，怎么会跟幸福扯上关系呢？

看大肠镜在直肠中静止时，病人对这项检查的感受如何，以此推断出是不是积极。

但等冷静下来，不禁想到一个问题：这不就是文科生与理科生思维的差别吗？

一般情况下，幸福给人的只是一种无法言传的感觉，是内心的一种美好体验，是写以写在散文中、小说中的场面与情愫，但作为科学研究，就得体现出科学性。

是否具有科学性的重要因素包括直观外显、可控制、可量化的。

能做到这些，才能进行细致的记录和比较研究。

传统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受到一定的质疑的原因就是主观记录重于客观实验，无法测量与量化，且无法证伪。

传统中医也有这样的问题。

科学很多时候不仅需要定性研究，更需要定量研究，甚至通过定量达到定性的目的。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认知吝啬者”，总是常常试图去年琐碎的信息来节省精力，总有简化、节省脑力的倾向。在生活中这样做固然可以快速判断、做出选择，但是在研究中就不能这样了。

研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科学发现的契机。

所以，把看似无关的细节做为定性、定量研究的指标，倒是一个科学的好方法。

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有哪些定量的做法呢？

让我想想，作为一位语文老师，经常的都是文科生的定性思维……

还好，在实际工作中，倒是有一些这样的做法：

为了检查学生学习语文的态度是不是端正，我时常以检查听写生字、生词，背诵默写古诗文，来进行考核。能不能正确书写生字、生词，写对多少个；能不能完整背诵古诗，背下来几首；能不能正确默写古文，错字控制在几个……都是一种量化、可测的方法。

通过这些活动，很好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明明约定错字不超过3个，算过关，每到周末，总有学生心甘情愿地找到我，主动要求我重新检测，以便达标过关，自己安心过假期。

3个，是底线，也是目标，很有说服力。

在班级管理中，时常要进行评选三好学生、优秀团干之类的活动，难道单单靠老师指定或是学生投票来推出人选，这些都难免会陷入主观臆断的问题中。

后来，在班级中，我们推行了“个人表现积分制”，通过民主讨论把学生的言行表现给量化，好的行为加分，差的行为扣分，学生中有专人负责不同项目的记录汇总公示，一个学期下来，每个学生的分数就会有高有低，这些分数就是学生平时表现的反映，到时候，以这些分数为重要参考来进行不同类型先进评选的遴选，学生心服口服，个人也实至名归。同时，因为平时做了这样的量化分类，到临近期末，紧张备考时，也大大节省了管理的成本。

学校的管理很多时候也采用量化细化。

教师是不是认真备课，查教案的书写篇目数量、反思字数；教学质量优劣，看考试平均分、优秀率、及格率等数字；班主任工作积极与否，查出勤次数、约谈记录、学生违纪次数……

之前，我对以数字来称量学校管理很不理解：难得干瘪的数字能真正表明教师、学生的好坏情况，真能评出优劣吗？

但在实际工作中，没有这些数字而造成的主观判断往往错误百出，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通过数字逐渐显现，让我也相信，数字不能说明一切，但很能说明一些的！

就像学生的分数一样——参考分数，又不惟分数论！

在大数据时代到来之际，任何人都应该有一些数据思维，把可量化的项目进行记录标示，把不可量化的内容转化为可检测控制的细节，有利于比较、鉴别，也有利于教育、督促，是每个现货人都应该具备的科学素养与科学精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