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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学习第49篇《鄘风 鹑之奔奔》

【原文阅读】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

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

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译文参考】

鹌鹑尚且双双飞，喜鹊也是成双对。

这人心地不善良，为何以他为长兄。

喜鹊尚且成双对，鹌鹑也是双双飞。

这人丝毫没良心，为何把他当国君！

【字词注释】

（1） 鹑（chún）：鹌鹑，鸟名。

（2）奔奔：《左传》作“贲贲”，同音通假。飞貌。《郑笺》：“言其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

（3）彊彊：《礼记》作“姜姜”。义同奔奔。

（4）人：指下文的兄或君，即诗讽刺的对象。

（5）之：《韩诗外传》作“而”。

（6）良：善。无良，谓无善行。

（7） 兄：泛指长辈，不作兄弟的“兄”解。奴隶制、封建制社会都以嫡长传位，所以诗中以人兄代指人君。

（8）君：君主。

【诗歌赏析】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彊彊”起兴，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主人公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人感到非常痛心。于是，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

        诗中并没有直接对“无良”男子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作者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批判畅快直切、鞭辟入里。清陈震《读诗识小录》评曰：“用意用笔，深婉无迹。”

        从形式上看，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也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鹑之奔奔》的反思探讨】

            这首诗的主旨，古今学者多持讽刺诗之说，而对于诗歌的讽刺对象及诗的作者则有争论。

        一种说法是本诗谴责、讽刺卫国国君的诗。诗人看到鹌鹑和喜鹊都有自己的配偶，可以双飞、相随，自己却连这些禽鸟都不如，心中无比愤怒，责骂不善的统治者，不配当一国之君，可备一说。魏源《诗序集义》、《诗古微》、方玉润《诗经原始》、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黄节《诗旨纂辞》等认为诗中“兄”与“君”同指一人，均指卫宣公晋，作诗者当是卫宣公的庶弟左公子泄、右公子职。

      一种说法认为此诗大约是卫国群公子怨刺惠公并涉及其父宣公之诗。姚际恒说：“‘为兄’、‘为君’，乃国君之弟所言耳，盖刺宣公也。”（《诗经通论》）

      还有，《毛诗序》认为是刺卫宣姜的，后人又将公子顽增衍其中，认为第一章刺顽，第二章刺宣姜，视全诗为刺宣姜与公子顽私通之事，鞭挞他们悖逆伦常、禽兽不如，作诗者当是公子顽之庶弟卫惠公朔或公子黔牟。

          不过，樊树云《诗经全译注》在讽刺诗外另立新说，认为“这是一首对旧婚姻制度的控诉诗。一个女子看到鸟相追随、自由飞翔，联想到自己嫁给一个非出己愿的心地丑恶的丈夫，而作此诗”。也是一种解释。

【《诗经》学习的背景知识】

      赋诗言志~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里面的许多诗歌都是用于典礼场合，贵族们在外交场合、宴饮聚会的时候，常常会引用《诗经》中的诗歌来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这就是“赋诗言志”。一方面，平日交谈中引用几句诗，以示高雅，体现了贵族的修养，所谓“不学《诗》，无以言”。另一方面，会使得外交场合更加庄重肃穆，增加一种仪式感。而且，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表达自己的意思。实际上也是一种外交辞令，以含蓄的方式表达，给交谈双方一个回旋的余地。

        他们在引用诗句时往往不顾及整首诗歌的原意，而只是引用其中几句话来暗示自己的想法，后来所说的“断章取义”就来源于此。

        “赋诗言志”这个行为对交谈双方有很高的要求，需要双方都对《诗经》的诗句很了解，引诗一方应该根据当时的场合、双方的身份引用恰当的诗句，而接收方也要能准确地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任何一方在交流过程中出现失误，都会造成交流的障碍，变成“鸡同鸭讲”。引用了不恰当的诗句，会被人看不起、受到嘲笑；而听不懂别人诗句中的含义，一样会被人认为没有足够的文化修养，严重的情况还会造成两国外交冲突。下面，我们来看一个“赋诗言志”的著名例子：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了另一则国宴赋诗的故事：郑简公在垂陇这个地方设宴招待赵孟。赵孟是晋国执政大臣，而晋国又是诸侯盟主，是郑国不敢不依附的强国。所以郑简公对赵孟的招待规格很高，非但自己以一国之君的身份亲自接待，郑国最重要的七大贵族也一同作陪。赵孟感到相当荣幸，于是请求七大贵族各自赋诗，也好使自己可以借诗歌“以观七子之志”。

        可见，所谓“诗言志”在那个时候还不是指创作诗歌来表达心志，而是指引用通行的诗歌来表达心志。正因为诗歌是现成的、固定的、通行的，所以才恰如其分地充当了贵族圈子里的交际用语的角色。这些诗歌在创作的时候一定都是私人的诗，私人的诗在流传、交际的过程中变成了公共的诗，中国古典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在私人与公共之间反复摇摆的。

          在垂陇之会上，郑国七大贵族向赵孟一一赋诗。先是子展赋《草虫》：“喓（yāo）喓草虫，趯（tì）趯阜螽（zhōng）。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亦既见止，亦既觏止，我心则降。”——没有见到君子的时候，我忧心忡忡，等见到君子了，我的心这才平静下来，喜悦起来。

          《草虫》从字面来看，表现的是诗人对某位君子的期待与欣慕。而在垂陇之会这个特殊的外交场合里，“未见君子”之忧很容易会被理解成子展对郑国国事的忧心：郑国必须仰赖晋国才能生存下去，而在见到赵孟这位“君子”之前，子展对赵孟的人格修养与外交倾向并不十分确定，不清楚赵孟会给郑国带来怎样的命运，所以“未见君子，忧心忡忡”；但当他见到赵孟之后，这颗心才终于放了下来——至少他是这样期待赵孟的。所以，子展的赋诗不仅合乎身份、场合，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外交策略，是以仰慕式的口吻，妥帖而合礼地把赵孟捧到了一个不方便走下来的高位上。赵孟的答复也很巧妙得体：“讲得真好啊，您不愧是国民之主，可惜我还配不上您的诗句。”——既称赞了对方，又给自己留足余地；似乎表明了态度，却让人抓不到实据，这也是典型外交辞令的风格。

      接下来赋诗的是伯有，伯友赋的就是《鹑之奔奔》，作为郑国大臣，在重要的外交场合上赋诗言志，实在让人想不通他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这也给赵孟出了一个难题：出于礼节，必须给伯有一个评价性的回应，但这话究竟应该怎么说呢？

      赵孟的答复居然相当直接，没给伯有留面子：“床笫（zǐ）之间的话连家门都不该出，何况在野外呢。这不应该是让别国的外交官听到的话。”赵孟知道《鹑之奔奔》这首诗是讥刺淫行的，那么在当下这个场合，你伯有究竟在讥刺谁呢？是对我赵孟有所不满，还是有什么别的意图呢？

        伯有应该是另有所指。所谓“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我以为君”，这几乎可以算是最露骨的暗示了：“那个品德败坏的人凭什么做我的君长呢？”恐怕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联想到郑简公，伯有的意图也几乎可以算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那么，他之所以当众赋出这首诗来，尤其是当着赵孟的面，如果不是过于懵懂无知且不学无术的话，显然就是在向郑简公以及同僚们公然施压，并且颇有自信地希望得到赵孟的支持。

        赵孟一听就说这首诗不应该让人听到啊！伯友要么是对《诗经》不熟悉，临时胡乱念了一首，要么就是昏了脑袋，当着自己的国君念出这样的诗句，岂不是胆大包天？宴会结束之后，赵孟还专门评价伯友的下场可能会不好。所以，恰当的赋诗，会让宾主双方其乐融融；而像伯友这样的赋诗，不仅丢了自己的脸，也丢了国家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