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膳，顾名思义就是药物和食物配合的一种膳食，但不是随意的配合，而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作为指导原则，以平衡人体阴阳，调补气血，增强机体免疫力，祛除疾病，养生保健为目的的一种医疗和食养有机结合的治疗方法。

药膳的产生和发展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有“医食同源”之说。据传，原始人在采集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有些食物可以治疗疾病，因而有目的地把这些食物分离出来，专门作为治疗疾病的药物，于是产生了最初的药膳萌芽。

早在西周时期，药膳就已成为医学上的一个独立分科，由当时的食医掌管药膳，如《周礼·天官》记载：“食医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文中的“齐”古通“剂”，便是指调配而成的药食。

然而，由于受食材的局限性，当时药膳在向民间的推广与应用上并不畅通，很大程度地限制了药膳的发展与传承。

好在时间到汉代以后，在神农撰著的《神农本草经》一书中突然增加了许多药食植物，给药膳提供了广阔的发掘空间，这是怎么回事呢？说起来挺有趣，这事偏偏与中医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一位探险家息息相关——这个人就是汉代著名的外交家、探险家张骞。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开创了赫赫有名的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通往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的商道。

在互通有无的商贸交易中，张骞从西域带回了许多异国物种，如石榴、胡桃、黄瓜、苜蓿、胡荽、西瓜、大蒜、无花果等等，这些均由张骞带回引种，迅速丰富了药膳可用的食材，给药膳提供了许多新内容。

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创立的“猪肤汤”和“当归生姜羊肉汤”，这些颇有临床疗效的药膳方，都是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至今仍被广泛应用。

三国时期，曹操对药膳食疗也颇有研究，曾亲自撰写了《四时御食制》一书。可以说整个魏晋南北朝乃至隋代，医食药膳蔚然成风，有关药膳的著作更不胜枚举，从《隋书·经籍志》来看，载有食方、食法、食经、膳羞养料方面的内容就达到了48卷，药膳的发展可谓是百花齐放。

唐代，药膳开始分门别类。著名“药王”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一书中，便开辟了食疗专篇，分果实、菜蔬、谷米、鸟兽鱼虫四门，共162种。同时代名医孟诜撰写的《食疗本草》，看书名便知它是一部食疗学专著，此书更详细地记述了食物与药物之中的医疗作用，书中共收集药食241种，而且还叙述了制作方法，比如莲子、木瓜、胡桃、山楂、榆荚、芋头等烹调做法都一一记录在案。该书的问世将药膳向体系化，正规化的方向推进了一步，它也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食疗学专著。

如今，我们用含碘的海藻治疗甲状腺肿大，用动物的肝脏治疗夜盲症，用坚果类植物的果实壮筋骨等方法，都是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

谈到药膳不能不提粥方、汤方和酒方，这些花色品种都是宋代做出的贡献，并且首创了以食物为主药物为辅的药膳新概念，似乎更接近于现代的养生方式。宋版医书《山家清供》就是一本以各类食物为主的药膳书籍，书中提到的黄金鸡、百合面、椿根馄饨、麦门冬煎、黄精果，这些都好似琳琅满目的美食，其实这是药膳逐渐向保健功能转型的一个缩影。

到了元代，药膳食疗法已经更侧重从健康人的膳食方面立论，创建的药膳配方已基本为保健品。元代延祐年间，太医忽思慧编写的《饮膳正要》记载了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等章节，并选录了各种营养美味，这不能不说是药膳由医疗向养生方面发展的重大突破。因而，该书被公认为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收录中草药1892种，比前人新增了347种，许多是以前没有发现或记载不详的食物，再一次大大扩充了药膳的药食品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药膳、食疗在清代的应用，已发展到各有侧重，各有发挥的盛世，有关药膳的著作层出不穷。如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袁子才的《随园食果》、陈修国的《食物秘书》、费伯雄的《本草饮食谱》、《食养疗法》、张英的《饮食十二会论》等等。这其中要数温病学家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更胜一筹，书中记载药物性食物340种，详细论述了其味性，主治疾病和烹调方法，简明而实用。

清代的食疗和药膳，还在小说《红楼梦》中被广泛应用，详加记载，取得了很好的推广作用。总之，药膳的产生和发展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它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医疗和保健养生的方式之一，从中医学公认的权威著作《中药大辞典》所收集的5700多种药材来看，可作为药膳的的食材就有五六百种之多，可想而知，我们的祖先留下的这笔财富有多么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