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观义013：桓公二年·苍蝇爱叮臭鸡蛋
《论语·宪问篇》中，记录了晚年孔子听闻“陈成子弑简公”后的举动。他马上沐浴更衣虔诚上朝，将此事报告给鲁哀公，请求鲁哀公出兵讨伐陈成子。在孔子心目中——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鲁哀公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将皮球踢还给孔子。让他同鲁三家大夫商量。鲁三家大夫的观点不言而喻，自然是认为“不可”的。
当时的孔子，何尝不清楚自己鲁哀公报告此事的结果，何尝不清楚鲁三家会给出什么样的答复。正如他所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作为大夫，劝导国君做该做的事情是“我”的天职，“我”怎么能不履行自己作为大夫的职责呢？
鲁隐公十一年，鲁国大夫公子翚在征得鲁桓公同意后，弑杀了当时的鲁国国君隐公。
鲁桓公二年，宋国太宰华督弑杀了他们的国君宋殇公以及司马孔父。
如果说公子翚弑杀鲁隐公，与鲁桓公而言，多少有些“无心为恶”和被动为恶成分的话。宋国发生臣子弑杀国君事件后，桓公的举动便明显是“乐居下流”的甘心彰恶了。孔子曾经给“过”下过一个定义：“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明知有过，却不能主动改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过。
桓公二年，鲁桓公同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一道，主动表态默许宋太宰华督的弑君行为时，每个人都从利害角度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唯有鲁桓公，像一只嗜恶臭的苍蝇一般，视变乱后的宋国这盘臭鸡蛋为珍馐。
没办法，苍蝇就是爱叮臭鸡蛋。
（一）原文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滕子来朝。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秋七月，杞侯来朝。蔡侯、郑伯会于邓。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二）白话试译
鲁桓公二年春，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国太宰华父督弑杀了国君宋殇公（名与夷）以及司马孔父。滕国国君前来朝见鲁桓公。当年三月，鲁桓公在稷地会见了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变相认同了宋国内乱的结果。夏四月，鲁国从宋国取得郜国铸造的大鼎，并于戊申日将这件礼器摆在鲁国太庙中。秋七月，杞国国君前来朝见。蔡桓公与郑庄公在邓地会盟。九月，鲁国军队攻入杞国。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缔结盟约。当年冬，鲁桓公从唐地返回国都。
（三）观义
历史事件的记录是一门艺术，仔细推敲的话，每一个字的去存与否都大有玄机。特别是孔子所写的《春秋》，每一个字都是投枪与匕首。孟子讲：“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孔子是将《春秋》作为匡正道义的武器来用的，他自己感慨——“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鲁桓公二年春，《春秋》中再次出现“王正月”的字样，乍一看是在强调“周历”月份，对比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并非所有的月份前都有“王”字样。也就是说，《春秋》表述时间时，是因需要而突出强调这个“王”的。每每有这个“王”出现，常常是孔子希望周天子现身有所作为的时候。
桓公二年春，之所以强调“王正月”，表明天子对于天下的治理是缺位的，鲁隐公被公子翚弑杀，周天子不管不问，作为幕后主使的鲁桓公默许了这件事。有弑杀其君者，人人得而诛之。国君被弑杀，元凶得不到惩处便不办理丧事，这些传统正在被一点点侵蚀。在《春秋》笔者孔子看来，此刻多么需要有天子作为王者站出来振臂一呼呀，所以，他用“王二月”三字表达自己的愤懑与渴望。
周历正月戊申日，宋国太宰华督弑杀了他们的国君宋殇公以及宋国司马孔父。
宋殇公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诸侯国君，他是从宋惠公手中接过诸侯国君之位的。宋惠公晚年，特别希望将宋国国君的大位传给自己哥哥的儿子，为此，他提前着手“布局”，提前将自己的两个亲儿子赶出鲁国国境。鲁隐公三年八月庚申日，宋惠公和与世长辞，两个儿子流亡在外，宋殇公得以顺利即位。宋殇公成为宋国国君，肩负着父亲和叔叔两个人的期望，宋惠公两个流亡在外的儿子，一定程度上也成了宋殇公想尽快干出一番事业的动力。他在位十年，与周边诸侯国先后发生十一场战争。即便这十一场战争胜负各半，也够宋国民众受得了。
人性就是如此，倘若宋国国泰民安，人们是不会质疑国君的合法性的。一旦因为穷兵黩武弄得国内怨声载道，有头脑的人一定最先质疑的时国君的合法性。宋国太宰华督早有不臣之心，奈何有司马孔嘉正色立于朝堂之上。换句话说，太宰华督想要推翻送殇公的大位，先要过司马孔嘉这一关。
《春秋》之所以记“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父”实际上是孔嘉的谥号，孔嘉像一个慈祥的父亲一样，横亘在宋殇公和试图弑君的太宰华督面前。俨然像是在对华督讲，若行弑君之事，要踩着我的尸身才行。眼见绕不过去了，华督攻打孔家，杀死孔嘉。孔嘉一死，宋殇公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于正月戊申日，被华督弑杀。
这件事还有一个小插曲，《左传》记载，鲁桓公元年冬，郑伯拜盟期间，宋华父督在路上看到孔父的妻子，无礼地看着评价：“美而艳”。这一次弑杀宋殇公，杀死孔父，华督还顺手将孔父的妻子据为己有。
真正的为善者，常常自力所能及的小善入手，而后让善的光辉充盈自己周身。相反的，为恶者常常是在大恶之后，一不做，二不休，最终无所不用其极。
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但宋国发生的这件事，在桓公看来，同自己的所作所为太合拍了。要掩盖一桩丑事的最好办法就是用一桩更大的丑事来吸引众人的眼球。当年三月，鲁桓公积极促成齐僖公、陈桓公、郑庄公这些“大咖”在稷地相会，几方在宋国以及鲁桓公的积极斡旋下，达成了政治共识——默许了宋国之乱——召公子冯而立之，是为宋庄公。
为此，宋国积极贿赂与会的各个诸侯国，宋人为鲁桓公奉上的是先前取于郜的大鼎。当年夏四月，双方完成了郜大鼎的交接仪式。当月戊申日，鲁桓公骄傲地将宋人大鼎摆放进太庙。
宋国人用郜大鼎贿赂、糊弄鲁桓公，鲁桓公用郜大鼎糊弄自己的先祖。诚如孔子当年所说：“泰山之神不如林放乎”？鲁桓公举行郜大鼎摆放仪式时，鲁国大夫臧哀伯指出：“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今灭德立违，而置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诛焉？”鲁国的先祖们，特别是周公的在天之灵，难道会比臧哀伯更加看不穿吗？
郜大鼎之纳，使得鲁国不可逆转地滑向“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乱局。
桓公二年，有两位诸侯国君到鲁国朝见鲁桓公。周历正月和七月，滕国国君和杞国国君先后来到鲁国朝见鲁国国君。
桓公二年，为应对楚国的崛起。毗邻楚国的郑、蔡两国国君蔡侯与郑伯在邓地相会，商讨通过外交联合方式对抗楚国的日益强大。几百年前，《尚书》形容正在崛起的周人——“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对于小国而言，奉事大邦的最好办法就是“怀其德”——夸大大邦在德行上的可圈可点之处，并摆出一副虚心求教学习的姿态。几百年后，孟子讲：“以小事大，惟在于强为善”——小国奉事大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勉力向善——“我”不同你较力，只同你比在善好方向上的德政建设。可惜郑庄公和蔡侯即没有继往的学习力，也没有开来的预判力。所以，终春秋之世，郑国也摆脱不了被蹂躏的命运。
当年九月，鲁国军队侵入杞国。当月，鲁桓公还同戎人在唐地进行了会盟。当年冬，鲁桓公从唐地返回鲁国国都。
